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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涵蓋的地理區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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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分析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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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台灣大學教師海外經歷網絡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排名 |
中評社╱題：“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現狀、特徵與影響” 作者：張寶蓉（廈門），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研究院教授；王汭晴（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基於8902份有效簡歷樣本，剖析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特徵。研究發現，有效樣本中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者占四成，說明台灣高校的師資培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際化”的學術路徑；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體系深度嵌入以美英德法日等國為核心的全球學術“中心-邊緣”結構中。跨境學術流動的常態化、規模化對於擴大台灣高校教師的學術視野、深化台灣高校對外交流合作具有正面意義，但也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多樣性構成潛在威脅，擴大了兩岸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對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發展帶來挑戰。
一、問題的提出
跨境學術流動是指高校教師為獲取學位或學歷在境外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的學習經歷，以及在境外高校或科研機構從事博士後或訪問學者工作的科研經歷①。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接受境外教育就已是台灣青年學子升學的優先選項。所謂“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②，生動揭示了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真實圖景。迄今，赴海外尤其是歐美高校求學或訪學依然是台灣高校教師學術生涯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研究從學科差異、市場需求③、人力缺口④、政策因素⑤、社會融入、生涯發展⑥，以及性別、學科、家庭⑦等分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背景、動因及趨勢，為我們瞭解台灣高校教師學術生態提供了有益參考，但多數研究以個人判斷或經驗總結為主，缺乏翔實的數據支撐。在高等教育學術勞動力市場開放、分化、競爭加劇的當下，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呈現哪些新特徵和新趨勢，更是欠缺及時的追蹤研究。
本研究採用簡歷分析法和社會網絡分析法，通過收集、整理台灣代表性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信息，分析其人口學特徵和網絡特徵。重點聚焦在：一是台灣高校教師入職前的海外教育經歷，即為獲取學歷或學位而進行的跨境流動；二是高校教師任現職前發生的跨境學術流動經歷。
綜合考慮高校的類型、公私立別及所處地理區位，本研究選取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金門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以及慈濟大學共9所台灣高校的教師作為樣本。通過檢索這些高校網站及相關網站發佈的教師個人資料，經提取和篩選形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信息庫。信息庫內容包括：一是台灣高校教師的基本信息，如所在學校、學院、學系、學科領域、性別、職稱、教師類型和最高學歷等；二是海外經歷，如海外學位獲得經歷、本碩博海外學位獲取地、海外學術工作經歷、海外學術工作地等。數據收集起止時間為2024年3月5日至2024年10月7日。
數據的處理和分析步驟為：一是數據清洗。隨機抽取教師簡歷共9313份，剔除缺失研究所需信息2/3以上的樣本，最終確定有效樣本數8902份，有效率為95.6%。進一步篩選出具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教師樣本3846人，占有效樣本的43.2%。二是從地理區劃、性別、類型、學歷層次、學科等維度分析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情況。三是描摹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社會網絡。選取案例高校——台灣大學的102份教師簡歷，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進行分析，構建2*129的邊列表矩陣。“行”代表社會網絡中的邊，即兩點間的連接，在本研究中指台灣高校教師海外經歷的流經地，“點”代表具體的國家或地區。最後使用UCINET6.16軟件對台灣大學教師的海外流動經歷的中心度進行分析，再使用UCINET軟件的內建NETDRAW模塊（網絡繪圖工具）繪製海外經歷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
二、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現狀
以下著重從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得來分析其所呈現出的類型化差異，並結合跨境學術工作經歷進一步分析其流動網絡特徵。
（一）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
台灣高校教師的海外學位獲取國家和地區繁多，為便於分析，按照聯合國地理區劃標準對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歸類。研究發現，具有海外經歷的3846個教師樣本中，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覆蓋到13個地理區劃。其中，在北美地區獲得學位的教師最多，其次是西歐國家，分別是71.2%和17.4%，占總數的88.6%（見表1）。赴北歐、中歐、南美洲、中美洲、南亞和南部非洲地區留學的人數最少（見圖1）。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地區求學或深造的人數也較少，存在“捨近求遠”的現象。
［表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涵蓋的地理區劃］
［圖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分析圖］
1.性別分析
從性別看，男性有2541人，占66.1%；女性1305人，占33.9%。可見，台灣高校教師海外學位獲得以男性居多，且不論男性與女性，目的地均以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主。跨境學術流動以男性居多，可能緣於女性學者要平衡家庭與職業發展的難度更大，由此形成了流動中的性別化障礙。進一步分析發現，赴北美、西歐、大洋洲、東亞、東南亞求學的男性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既與這些地區多數屬理工科強勢地區有關，也與台灣的產業佈局和高校科類結構調整有關。赴南歐留學的以女性居多，男性較少，可能與南歐國家的社會文化（如注重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以及這些國家在藝術、人文、設計、歷史、語言學等領域擁有獨特優勢等因素有關。
2.教師類型分析
台灣高校教師主要包括專任和兼任兩種類型。項目教師、講座教授等，因任職高校不固定，不在本研究的統計範疇之中。專任教師指全職從事教學工作，承擔學校的核心科研教學任務，通常擁有學校的正式編制且聘期較長的教師。兼任教師一般按授課時數領取薪酬，來自企業、研究機構或其他高校，僅負責特定課程的教學或其他短期教學任務。在分析樣本中，擁有境外高校學位的專任教師有2993人，占77.8%；兼任教師853人，占22.2%。由此得知，境外高校的學位背景和學術經歷，對於獲聘台灣高校專任教師職位具有顯著優勢。
3.學歷層次分析
從學歷層次看，海外學歷獲得主要發生在博士和碩士兩個層次，以博士層次為主。數據顯示，樣本中以攻讀博士學位為目的者多達3602人，占總數的93.7%。該數據說明，海外博士學歷已成為台灣高校學術精英再生產的“強制性通行證”。其中，從北美高校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最多，共計2604人，占樣本總數的72.3%；在西歐攻讀博士學位的教師次之，共617人，占17.1%；在東亞獲取博士學位的教師有248人，占6.9%；在大洋洲攻讀博士學位的教師共55人，占1.5%；赴南歐獲取博士學位的教師共38人，占博士總數的1.1%。前往其餘國家和地區攻讀博士的教師數均不足1%（見圖1）。
4.職稱分析
就職稱而言，擁有海外學位的教授2090人，占54.3%；副教授973人，占25.3%；助理教授585人，占15.2%；講師198人，占5.1%。這清晰揭示了台灣高校教師職稱晉升與海外學位“含金量”之間的強關聯性。其中，在北美地區獲得學位的教授人數最多，共1660人，占教授總數的79.4%；副教授660人，占副教授人數的67.8%；助理教授324人，占助理教授人數的55.4%；講師95人，占講師總數的47.9%，說明了北美學位在通往高階學術職位（尤其是教授和副教授）上的重要性和優勢。值得一提的是，前往東亞地區高校獲取學位的助理教授中，赴大陸和香港就學人數共18人，占赴東亞就學的助理教授人數的29.9%，說明大陸和香港高校對於年輕一代台灣學者的吸引力正在相對上升（見圖1）。
5.學科類別分析
台灣 “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第5次修正）”將學科劃分為10類，本研究亦採用此標準劃分台灣高校教師學科類別。在獲得海外學位的教師分析樣本中，人數由高到低的學科依序為：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1056人，占27.5%；藝術及人文領域770人，占20.0%；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545人，占14.2%；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504人，占14.2%；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信息領域352人，占9.2%；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197人，占5.1%；教育領域191人，占5.0%；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領域129人，占3.4%；服務領域57人，占1.5%；最後是信息通訊科技領域45人，占1.2%。
其中，在北美地區，就讀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的人數最多，共857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81.2%；其次是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共457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83.9%；位列第三的是藝術及人文領域，共358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46.4%，其中以前往美國就學為主（見圖1）。這一結果在美國國際學生普查最新報告中得到證實，即美國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以及部分人文領域的教育競爭力強，吸引了全球多數學生⑧。在西歐、東亞、南歐和東歐地區，排名前三的學科均為藝術及人文領域，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藝術及人文領域居於首位，可能與當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藝術人文優勢有關。大洋洲則略有差異，就讀人數最多的學科為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其次為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和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可能與當地更注重實用知識技能和就業需求，以及商科和醫療健康領域領先的因素有關。可見，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學科選擇與目的地文化和優勢學科緊密相關。
（二）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特徵，本研究以台灣大學為案例高校，將進入現職前進行過多次（兩次及以上）、多地（兩個及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學術流動的教師單獨提取出來進行流動網絡分析。
中心度是流動網絡分析的重要指針，常用於刻畫節點在流動網絡中的地位，分為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等。其中，點度中心度衡量節點與其他節點的關係，體現節點的重要程度；中介中心度探討某一節點處於若干節點間的最短路徑，體現節點的控制能力⑨。在本研究中，台灣高校教師流經的國家和地區即為流動網絡中的“節點”，通過計算中心度，繪製海外經歷網絡的可視化圖形，可呈現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特徵。
1.點度中心度
點度中心度計算與某個節點直接相連的點數。對於有向圖而言，點度中心度分為入度和出度。入度指網絡中一個節點接收到的所有邊的數量；出度指一個節點在網絡中發出的連接數量。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中，節點之間的連接是有方向的，屬有向網絡，因此其點度中心度包含入度和出度兩個指標值。其中，入度操作化為流入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數量，入度越高，表示這一國家或地區為主要流向地，體現該國家或地區的吸引力；出度操作化為從某一國家或地區流出的數量，出度越高，表示這一國家或地區主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的連接越多，體現該國家或地區的主動性。本研究將流經國家或地區的入度和出度進行計算和排名，為聚焦網絡中最具影響力的核心節點，表2羅列出了至少在一項中心度指標排名前10的國家或地區。
［表2：台灣大學教師海外經歷網絡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排名］
台灣大學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流經地共24個，從入度和出度來看，排名前五的國家或地區均為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和中國香港。可見這五個國家和地區是台灣大學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核心參與者。具體而言，美國的入度和出度均領先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說明其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具有“高互動性”，是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就學或就業的最主要流經地。德國、日本在入度中具有顯著優勢，說明兩國對於台灣高校教師海外流動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英國在出度更勝一籌，可見英國在流動網絡中的主動性更強。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香港的入度與出度的排名相差無幾，說明前往香港求學與在香港中轉繼而前往其他國家或地區求學的人數大致相當，可能與香港的語言優勢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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