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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的絕望之望

http://www.CRNTT.com   2010-07-10 09:21:42  


 
  是不好理解,再怎麼說,顧准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准確實又“黑”又“臟”,誰沾邊誰倒黴,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顧准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准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准成為朋友。就在顧准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准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准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綫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准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准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麼“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爭相食。他親眼看見老百姓一個個被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麼?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裡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裡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啊!以至於事後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綫。 

  至於顧准,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只是不說謊,有時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顧准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准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准則。為此,他甚至不願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志和朋友出賣給惡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對威脅利誘,顧准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裡夫、巫寶三、李雲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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