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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晚年何以弘法不避儒語？

http://www.CRNTT.com   2011-07-23 09:52:41

不過，出家人不是絕對不可以講究寫字的，但不可以用全副精神去應付寫字就對了。出家人固應對於佛法全力研究，而於有空的時候，寫寫字也未嘗不可。寫字如果寫到了有個樣子，能寫對子、中堂來送與人，以做弘法的一種工具，也不是無益的。 　　從以上“談玄說妙”和“論寫字方法”兩段文字中，不難看出大師晚年“以釋觀儒”的文化心態。從儒家經典到佛門經卷，他無不諳熟於心。口誦心維，躬行實踐。他既是大儒（指出家前），又是大佛，這兩重身份就使他與歷史上的大居士蘇東坡（晚年也耽於佛），同時代人馬一浮等區別了開來，也與“願替眾生病，稽首禮維摩”的梁啟超區別開來，甚至也與“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的蘇曼殊區別開來。大師僧臘24年，去無定向，居無定所，行不須代步，食不過中午，菜不過二色，粥不過一碗。持律如此謹嚴，弘法如此勤奮，以身教代言教，這與那些宦途失意，晚歲耽佛，以儒身說佛事，以在家說出家的隔岸觀火者，是迥然不同的。一個是現身說法，一個是鏡中看花。弘一大師晚年以釋觀儒，徜徉於儒釋兩道之間，又不絲毫混淆兩者的界限，這於儒於釋都是一種創造性的發展。 　　李叔同青少年時代受到極良好的儒學教育。從蒙學全書中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到《古今賢文》、《幼學瓊林》；從《格言聯璧》、《千家詩》到《史記》、《文選》。不但涉獵廣泛，而且轉益多師，廣納博采，儒學的底子打得十分堅實、深厚。人稱其為“濁世佳公子”，可以想見他當年的儒雅風度、道德情操的一斑。但他生活的時代已是儒家的末世，西風東漸，一些西方的新知識、新理念，通過嚴複、梁啟超、蔡元培等人，很快翻譯介紹到中國，就像是一座緊閉的深宅大院，忽然吹來了一股清風。李叔同敏感的神經很快嗅到了這股清新氣息。他先是贊成變法維新——“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接著，到上海南洋公學接受“新學”教育；旋又去日本留學，學習西方文化、藝術。在上海的七年和在日本的六年，是他求學的黃金時代，使他的知識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不但有東方儒學的深厚文脈，也有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後來李叔同走入佛門，但其仁厚之心，慈悲之懷卻終始如一。他以慈悲看智慧，這正是佛性的一體兩面。智慧主靜，慈悲主動。一為存在，一為變化。慈悲是智慧的動覺形態。佛教談空，空是智慧的東西，而慈悲則與眾生世界相應。因此，智慧是萬物的一性，而慈悲則是萬物的多性。李叔同將“仁舟”化為“慈航”，正是他由一性變多性、由有限變無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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