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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傳統民變的特殊標本

http://www.CRNTT.com   2011-09-03 09:49:57

太平天國是一場大規模的傳統“民變” 　　這樣我們就陷入了過去對此類事件評價上的兩極循環：要麼是十惡不赦的“賊匪”，要麼是形象偉大的“起義”。其實，歷史上對這類事件本有個平實得多的說法：曰“民變”。 　　我國傳統文獻所稱的大型“民變”始於西周中期的“厲王流彘”，當時周厲王是個暴君，他不但橫征暴斂，而且面對民怨沸騰又厲行言論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終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百姓發動“民變”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由大貴族周召二公共同執政，史稱“共和”。 　　但是西周諸侯林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周天子就算是暴君也管不了“天下”。所以那場“民變”其實只是首都的一場民眾政變。秦以後就不同了，暴君暴政可以危害天下，“民變”席捲天下也就成為可能。 　　按我們先人的傳統看法，“民變”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濫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橫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嚴厲的經濟統制（榷茶、博買、海禁、礦禁等）絕民生路而激變。或因官府嚴厲的戶口控制與流民潮發生衝突。包括官府強制遷徙或強制阻遷（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變。或由於吏治腐敗、法外敲詐而激成民變（常與以上三因素叠加）。當然也應考慮非社會因素，如天災等。 　　不過，民間社會內部的差別，尤其是過去被極度強調的租佃關係下地主與農民（指佃農）的矛盾，在“民變”中並不起什麼作用。這倒不是說地主和佃戶就沒有矛盾，像現在有些人講的那麼“和諧”。實際上，由於我國歷史上的民間租佃關係主要是一種經濟契約關係，“經濟人理性”比較早熟，不像許多國家傳統上農民固定地依附於主人，容易形成“溫情脈脈的”關係。我國的主佃之間往往討價還價，發生糾紛的頻率比他們高。如果因此鬧出治安事件，歷史上就叫“佃變”。但是，我們的先人一般都不認為“民變”與“佃變”有什麼聯繫。民變是“官逼民反”，是衝著官府來的。而佃變是民間社會內部的主佃糾紛，官府要麼是局外人，要麼是調解人。佃變擴大為民變的事歷史上幾乎沒有見過。 　　過去我認為即便是現代的共產黨革命，土地的因素也並不像以往強調的那麼重要。歷史上更是如此。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逐漸成為通常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並”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儘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土地兼並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因此研究民變不應過於意識形態化，一概“官是民非”，視民變皆“盜賊”，或“官非民是”，視民變皆“起義”，都過於偏頗。但應該承認，無論孰是孰非，大規模、超大規模民變一再發生，近乎周期性地發生，的確與我國集權制官僚帝國的專制制度下難解的官民矛盾極度相關,而與民間社會內部矛盾之相關度極小。 　　宋元之際，“民變”的說法漸多。而在當時的文字中，“民變”是個比較中性的提法。一方面它並非“起義”，作為群體性事件是要被鎮壓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與“盜賊”不同，明代有這樣的記載：  　　“（彭長宜）除上海知縣，時浙東民變，倡亂川沙，……撫軍發兵擒斬。長宜甫至任，曰：民變非盜賊比，有司治之足矣。況首惡既誅，宜停追攝。事遂定。” 　　“民變非盜賊比”是因為在時人看來，“變民”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官逼民反”是最常被提起的緣由。民變乃官民矛盾，非民間貧富矛盾。所謂官府“激變”的說法可以說是史不絕書。如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貪橫，民變，聚眾劫掠。”嘉靖年間朝廷為防海，強遷海豐、惠來等處人民“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萬歷年間礦監稅使橫征暴斂，“私擅抽稅，罔利病民”，“務朘削焉”，“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等等。 　　清代同樣如此，康熙帝自己就曾下詔說：“……朕若微有量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天必罪之。”可見連最高統治者也承認民變是統治者征斂太多引起的。由於當時朝廷的征斂以財產（土地）稅為主，各種苛捐雜稅法外橫征也都是附加在土地稅上面的。除了有優免特權的權貴外，平民富戶也常被激變：“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歙追產，……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而民間的貧富衝突，包括主佃衝突，那是不算民變的。雍正帝曾指出：“崇明縣城外兩處鄉間，各有殘廢貧民數人向富戶求索，因被喝斥，遂成嚷鬧，……（地方官員）混稱崇明民變，揚言前往查緝彈壓，竟不慮海外蠻野之民，激出事端。”顯然，他認為“貧民向富戶求索”是該“喝斥”的，但地方官員“混稱崇明民變”則是無事生非、“小事大做”。貧富衝突在他看來與“民變”全然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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