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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的“綠寶書”:家喻戶曉人手一册

http://www.CRNTT.com   2011-10-03 07:22:04  


 
“迷人先生”

  在卡扎菲1969年發動“九一政變”以前的十幾年裡,利比亞作家們一直期望能夠組建起一個文學家聯盟。

  那正是利比亞文學的好時候。文壇老將阿裡.米斯拉提結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涯回國創作,青年作家艾哈邁德.法格海、尤素夫.謝裡夫正冉冉升起。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精英主義,各種觀念正在利比亞大地錯綜生長。作家們想有一個自己的組織,雖然也許他們並不屬於同一陣營。

  這個想法在伊德里斯一世脆弱的政權下一直無法實現:自從石油經濟興起,商人們組織的貿易協會便與當局開始了永無休止的扯皮。舊政府不願在貿易協會之外再添一個別的什麼協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卡扎菲在這時來了,帶來了創建作家協會的新希望。

  新政權看起來對文學充滿熱情。1970年,政府創辦了一個嶄新的文藝節:的黎波里知識節。在第一屆知識節授獎大會上,卡扎菲親自頒發了短篇小說獎的榮譽證書,獲獎者是法格海。

  1972年,法格海牽頭在班加西舉行了一個作家、文學家大會,商討組建作協的事,卡扎菲也列席其中。會議成立了以法格海為首的預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隨即起草了新作協的組織章程。作家們都已準備就緒,政府卻直到三年後才給作協頒布了成立許可證。拿到許可證,法格海覺得心頭釋然,於是前往倫敦工作、求學。

  剛剛成立的作協於是由作家阿裡.米斯拉提擔任主席,卡扎菲則是永久名譽主席。作協由總人民委員會文化部負責運營,每年可以從政府得到一筆不小的撥款,用以維持機構的正常運營。

  作協從組建開始就一直維持著十幾個人的工作班子,主要功能是聯繫作家,組織各類文學活動,開展沙龍、評論會,以及運營一份文學刊物《四季》。作協的正式會員有一千多人,只要不批評政府,不違犯獨裁政府的其他言論禁忌,他們的日常寫作並不受打擾,但有時難免要被迫接受一些宣傳任務——譬如,為利比亞最高領導人、文學愛好者卡扎菲撰寫書評,或者歌頌這個並不自由的國度。

  事實上,作協一直受到革命委員會的嚴重控制。革命委員會負責整個國家的出版審查工作,它在卡扎菲執政的四十二年間造成了許多利比亞作家的受迫害與流亡。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1982年法格海求學歸來就任作協主席的時候,這個自己親手創辦機構對他而言已變得十分陌生。法格海意識到,自己的初衷已經落空——想通過這個處處受到掣肘甚至要向當權者獻媚的協會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不可能的,更別說指望它去改變利比亞作家們的生存狀況了。

  卡扎菲一直是作協的名譽主席,雖然不必實際管理作協,但會常常參加作協召開的會議。有時候他會召集幾個作家去見他,有時他則會把作家們請到家裡吃飯。在那些場合,卡扎菲總能表現得友好、好客。“他是一個多重人格的人,很容易化身‘迷人先生’。”法格海評價說,“但這並不能掩飾一個事實,因為他四十二年來所犯下的暴行,他真正的外號是‘殺人上校’。”

  “迷人先生”的絕招不僅僅是“請客吃飯”。武漢大學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榮建曾在利比亞工作多年,與作家阿裡.米斯拉提、法格海等人曾有著頻繁的交往。米斯拉提曾在國王政權下流亡多年,卡扎菲上台後,他對這位作風強硬的新統治者也並無好感,但後來,他的態度突然發生變化,不但對卡扎菲的一些行為表示讚賞,甚至還會為卡扎菲出謀劃策。米斯拉提曾向李榮建表述自己態度轉變的原因:一天深夜,卡扎菲突然造訪阿裡.米斯拉提的家,感謝他“為利比亞文學做出的突出貢獻”。米斯拉提深受感動,就這樣被卡扎菲俘虜,自此改變了對這個獨裁者的看法。

  1980年代的利比亞,政治氛圍愈發令人窒息。法格海無法在一個實際上不能有任何作為的作協工作,他開始不斷尋找駐外工作的機會,逃離利比亞。在此之後,作協主席由文學評論家艾米.馬仁擔任。

  “我遠離了利比亞瘋狂的人群,遠離利比亞人民委員會和人民會議的日日叫囂,遠離讚美獨裁者的口號,繼續從事我的文學寫作。”法格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不知道‘四人幫’支持下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年,但在利比亞,連續四十多年同樣甚至是更槽的狀況。”

  我多麼喜愛群眾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掙脫了束縛手腳的桎梏,又沒有頭領、主人管治,在歷經苦難之後,是歡呼、歌唱。但是我又多麼害怕群眾,對他們疑懼不安。我愛群眾,就像愛我的父親一樣;可我又怕群眾,也像怕我父親一樣——在一個沒有政府管轄的貝都因人的社會裡,有誰能阻止一個父親對他兒子進行報復?

  群眾歡樂起來時是多麼熱情似火、情采動人啊!他們會把他們愛戴的人扛在肩上……可是當群眾憤怒起來時又是多麼冷酷無情啊!是他們毒死了漢尼拔;是他們架火燒死了薩伏那洛拉;是他們把自己的英雄丹東送上了斷頭台;是他們打碎了他們敬愛的演說家羅伯斯庇爾的頜骨;是他們拖著墨索里尼的屍體游街;是他們先是鼓著掌把尼克松送進了白宮,然後,當他離開白宮時卻朝他的臉上啐唾沫!

  誰能抓住千百萬人的手?誰能同時聽見從一百萬張嘴裡講出的一百萬番話?在這種整體暴虐中,誰能理解誰啊?誰又能責怪誰呀?這個“誰”本身又是誰呀?在這種烤著你後背的社會烈焰面前,在一個愛戴你卻不憐憫你的社會面前,在這樣一些人面前——他們只知道想從你那裡要些什麼,卻不管你想從他們那裡要些什麼,只知道他們對你的權利,卻不知道他們對你的義務。——選自卡扎菲小說《逃往火獄》“殺人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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