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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台灣大罷免的政治邏輯與後果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25-09-29 00:02:30

二、台灣罷免制度的演變：從民主監督到政治工具 　　台灣罷免制度演變歷程揭示，其初衷在於強化民主監督，但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逐漸被濫用為政黨鬥爭的工具。2016年罷免門檻降低後，罷免案數量激增，多數淪為政治清算手段。這種演變不僅削弱了民主監督的實效，還加劇了社會分裂，使民眾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大幅下降。 　　（一）“修法”帶來罷免制度的重醒 　　台灣的罷免制度可以追溯到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但當時由於極高的門檻設置，罷免權基本處於休眠狀態。在所謂民主化後，罷免制度逐漸活化，但真正的轉折點是2016年11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正。這次“修法”將罷免案的提議門檻從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的2%降至1%，連署門檻從13%降至10%，最重要的是將通過門檻從“雙二一制”（投票率及同意票都在50%以上）改為同意票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4以上即可，且徹底取消投票率限制。這大幅降低了罷免的難度，實質上完成了從“形式民主”到“工具民主”的轉型。 　　（二）罷免活動逐漸擴大化 　　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公民團體發起“割闌尾計劃”，試圖罷免被認為不稱職的“立法委員”。雖然這一行動最終因門檻過高而失敗，但它通過公民團體發起、網絡動員、街頭造勢等復合手段，將罷免從法律程序轉化為社會運動，推動了罷免制度的改革，也預示罷免作為政治工具的潛力。2020年6月，高雄市長韓國瑜成為新制度下第一個被成功罷免的直轄市長。93.9萬張票同意罷免，跨過了57.5萬票的門檻（有投票權民眾人數的1/4以上）。⑦這一案例的成功，既展現民進黨“全黨動員”的運作能力，也揭示制度設計中的致命缺陷：當罷免程序脫離實質審查，僅憑數量優勢即可顛覆政治格局，民主監督機制便異化為政治清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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