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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去解放區 　　當時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範長江、廖承志、茅盾都在，還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領導，香港是他們的工作據點。父親的工作還是辦報，和範長江他們籌劃《華商報》與《大衆生活》的複刊。我們一家到了香港，媽媽反倒發愁起來，因為一點生活的費用都沒有了。這種事情父親是不會知道，也不會考慮的。 　　後來還是一位朋友發現了母親的尷尬與難處，決定預支父親《抗戰以來》的稿費。我們這才在香港安下家來。這麼多年來，母親一直是父親最穩固的後方，支持著他的事業。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在給母親的慰問信中說，如果韜奮沒有夫人的幫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對母親的評價很高，事實也是這樣。 　　到香港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占領了香港。東江游擊隊接我們從香港撤出，我們當時就住在九龍的一個貧民窟裡。組織上派交通員找到我們，按照要求還是爸爸先走，我們三個孩子和母親後走。 　　父親一去路途危險，而我們和母親要獨自面對殘酷的環境，感到無依無靠。分別的時候，父親給母親跪下了，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以前，無論流亡海外，還是從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漢，逃到重慶，還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卻心裡沒底。爸爸向媽媽托付我們幾個孩子，希望她把我們撫養成人，真正有困難的時候去找共產黨。每次想到這個場景我都很心酸。 　　爸爸是1月份走的，我們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難民的隊伍裡離開香港。那時是冬天，家裡什麼東西都沒帶，媽媽怕我們冷就拿了兩條羊毛毯。過封鎖綫時，日軍和偽軍把我們的羊毛毯搶走了。我們向前走了幾步，媽媽便突然掉過頭，爆發出巨大的勇氣，衝過去搶回了一條毯子。她為了孩子從來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全。 　　我們後來在東江游擊隊的白石龍村陽台山與父親匯合了。部隊給我們這些轉移出來的文化人搭了兩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間是泥地，兩側是一長溜的草鋪，每家之間掛個簾子做隔斷。那段時間雖然艱苦，但對我們來說卻是少有的幸福時光。因為一家人又團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們就去抓小魚小蝦。有一點特殊照顧的話，就是廣東出的紅色的“片糖”。我們當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說法是“土巧克力”。 　　偶爾有加餐，就是多點小魚，難得吃一點肉。這時父親就會夾上一點菜然後躲到一邊去吃。別人喊他來夾菜，他就說“夠了，夠了”。父親是個樂觀的人，大家都喜歡他。朋友們印象中的韜奮先生總充滿了笑聲。 　　這段安寧的日子沒過多久又被打破了。國民黨政府聽說父親隱藏在廣東，就派了特務來偵查，還下了通緝令，要求就地懲辦。此時，父親與國民黨便處於完全對抗狀態了，他無法回重慶了，也不可能去國統區。父親先被轉移到梅縣江頭村隱藏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去蘇北的抗日根據地。我和母親、哥哥則去了桂林。還有一批文化人則經桂林返回了重慶。 　　父親的病 　　父親去蘇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當時耳朵已經出血了。但最初的診斷是中耳炎，便沒有在意。後來由於病情惡化，在1943年又返回了上海治病。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父親在上海換了4家醫院。他的病也日趨嚴重，由耳癌發展到了腦癌，身體非常痛苦。 　　當時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學讀書，我讀初二，二哥讀初三。大哥當時在桂林已經沒有可讀的學校了。於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顧父親，隨後母親也過去了。後來爸爸病重，組織上又派人來接我們倆。我二哥愛學習，他覺得沒多久就畢業了，想拿到畢業證再走。於是，我就獨自去了上海。而父親臨終也沒有見到二哥，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誰知道，我離開桂林後，便爆發了湘桂戰爭。軍隊一路潰敗，書店員工便帶著二哥一路逃難。後來走散了，二哥獨自一個人流落到了貴州，然後去了重慶。每次二哥回憶起來都很傷心，以前逃難都有媽媽在，還是一家人行動，而當時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慶，沈鈞儒把他帶到周恩來那里，然後便去了延安。父親去世後，潘漢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時，父親的病已經惡化了。他的一只眼睛失明，鼻孔裡流出膿水，味道很難聞，都是母親用棉簽一點點給他擦幹淨。到了後來實在太痛苦了，父親需要靠杜冷丁來維持。媽媽也學會了打針。開始的時候有效時間還長，到後來則越來越短。每天打針的時候，母親都非常痛苦，但又沒有別的辦法。書店的員工陳其襄負責去買杜冷丁，當時上海能買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買光了。 　　狀態稍好的時候，他就在病床上寫《患難餘生記》。父親是有話要說，國民黨迫害生活書店的這口氣他咽不下去，那這些經歷忘不掉，他要公開控訴。而且寫東西對他也是一種解脫，可以稍稍轉移注意力。 　　人到無望的時候，就會做一些荒誕的事情。於是我和媽媽便去算命。算命先生給了我們一句話：“等石榴紅的時候就見分曉了。”爸爸最後住在上海醫院，正好他的病房外面有一排小石榴樹。我們想可能石榴紅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紅了，父親卻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給你提供一點希望，但結果卻依舊無情。 　　父親去世的時候，是在清晨。他的呼吸很急迫，要講話講不出來。大哥、二姑還有書店裡的徐伯昕、陳其襄都在邊上。媽媽給了他紙和筆，他顫抖著寫了“不要怕”三個字。 　　他的身上蓋著一床薄棉被，透過被子身上的骨架都凸顯出來了，人都被消耗光了。 　　我的母親是1997年走的。我們三個孩子希望父母能夠合葬在一起，便向市裡提出要求。爸爸葬在上海龍華烈士公墓，他們說等擴建的時候再來考慮。但15年過去了，擴建遙遙無期，媽媽的骨灰還存放著，尚未入土。時至今日，我們還希望父母能合葬一處。 　　來源：2012年07月20日15:26　三聯生活周刊  　　題：三聯書店成立八十周年：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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