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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生活書店的火種 　　隨著《生活》周刊的影響逐漸擴大，也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胡愈之便向鄒韜奮建議創辦生活書店。這樣不僅可以出書、賣書，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了，還有書店，陣地依然存在，可以換個名字繼續出版刊物。 　　於是《生活》周刊便先從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分離出來，於1932年7月在“書報代辦處”的基礎上又成立的生活書店。最初的店址設在上海環龍路80號，後幾經輾轉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號，並公開登報招考和聘用了一批批職員和練習生。 　　關於生活書店的性質，徐伯昕後來回憶說：“生活書店並非一個普通的商業機構，它不完全是一個資本的組合，同時是一個勞力的組合。它的業務是靠同人蓄積勞動報酬(薪金)的一部分，集成少量的資金，並活用讀者郵購存款、雜志訂費及同業往來逐步發達起來的。”所以，生活書店是一個集體所有但又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文化機構。 　　鄒韜奮為書店確立了經營原則，即“盈利歸全體，沒有剝削存在，一面為社會服務，同時也為自己工作”。 　　生活書店的門市布置如圖書館，各類圖書按圖書分類法列置在四周的書櫃裡。首創開架售書，任隨意取閱，讀者稱便。在廳中的書台上，新書、新刊分台陳列，一目了然。在推薦書台上，每一種被推薦的書，都有文字說明，介紹內容特點。 　　門市開架售書，難免被偷。不過鄒韜奮定下規矩，不可公開斥責偷書者。有一次，一青年讀者在書店看書看不完，不付錢，揣著書出店門了。被書店門市工作人員發現，領到隔壁房間談話。原來是一位愛好讀書的窮大學生。書店十分同情，勸其下次不可這樣幹了，大學生很受感動。他回去後把過去拿走的書統統送回來了，還附一短信，表示悔改。由此，書店便在售書廳中大柱四周設置了幾圈座椅，讓讀者站累了可以歇一歇，使門市權充流通圖書館。 　　此外，門市部兼辦本市電話購書。送書上門，書價按門市，有專人分區送書，不另收費。更多的外地客戶選擇郵購圖書，他們會在書店設一賬戶，每次購書就從賬戶內扣掉資金。賬戶內的剩餘資金則為書店的經營提供了周轉。 　　抗戰初期是生活書店發行業務的全盛時期。在抗戰大後方的大中城市中設立了56處分支店，一時超過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老牌出版單位的分支店的規模。一個分支店就是一個據點，如火種一般向四周輻射。每個分店還負有組稿的任務。西安分店就出版了毛澤東《論持久戰》；重慶分店出版了吳祖光《鳳凰城》、陳白塵《太平天國》；香港分店出版期刊《世界知識》、《理論與現實》和《文藝陣地》等等。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生活書店曾出版過許多有價值的圖書、期刊。例如“世界學術名著譯叢”中的《價值、價格與利潤》、《雇傭勞動與資本》、《法蘭西內戰》、《德國農民戰爭》、《費爾巴哈論》；“青年自學叢書”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法》、《新人生觀講話》、《思想方法論》、《認識與邏輯》、《邏輯與邏輯學》；“抗日救亡文叢”中的《中國不亡論》、《全面抗戰論》、《民衆動員論》、《抗日與外交》等；以及鄒韜奮、杜重遠、沙千裡、章乃器、胡喬木、張友漁等所寫的“政論集”；還有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歷史地理、科學技術等各類著作和日記、手册等。 　　在文學藝術方面有《我與文學》、《文學百題》、《文學問答集》、《作家論》和《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等。在作家茅盾、丁玲、郭沫若、夏衍等的支持下，生活書店又出版了不少小說、詩歌、散文、游記、劇本和報告文學。還有一些篇幅較大、內容豐富的圖書，如鄭振鐸編的《世界文庫》、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平心編的《全國總書目》都在讀者中深有影響。 　　此外文藝刊物則包括《文學》、《文學季刊》、《譯文》、《光明》、《文藝陣地》、《文藝陣綫》、《筆談》。國際綜合刊物則有《世界知識》，高級學術理論刊物有《中華公論》、《理論與現實》。指導青年學習的則有《生活知識》、《讀書月報》、《生活教育》。甚至還有專門為婦女辦，討論婦女問題的雜志《婦女生活》 　　這些雜志的銷路，最多的20多萬份，最少的一萬五六千份，即使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印刷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最少也能有七八千份。 　　即使處於高壓的輿論環境中，生活書店依舊尋求新聞與出版的自由。生活書店的《文學》、《譯文》、《太白》和《世界文學》，刊載了魯迅先生譯著達到78篇；僅是1935年就發表47篇。生活書店還出版了大批所謂“禁書”，如抗戰時期，被查禁的書多達200多種，作者的名單上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吳大琨、張仲實、陳伯達、徐懋庸、李公樸、章乃器、錢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劉白羽、冼星海、胡繩、羅瑞卿、孫冶方、洛甫、艾思奇、歐陽山等等。有趣的是，國共合作時期，生活書店出版過一本《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為這本書是在共產黨的支持下編寫的，旨在“壓蔣抗日”。 　　關於生活書店的影響力，徐伯昕在鄒韜奮逝世後寫的回憶文章中說：“總之在最近十數年內國人中曾經受過若幹時期的教育的，無論青年、中年、老年，只要不是十分糊塗渾渾噩噩的人，沒有接觸過生活書店的書籍和刊物的，恐怕極少。而在文化水準較低淺，但思想很清楚的工農勞苦大衆，他們大多數雖不能直接閱讀生活書店的書刊，但聽到別人的教導講述因而知道有這樣一書店的卻是很多。”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鄒韜奮預見到這是一場持久的戰爭，絕不會在短時期內結束，就堅決果斷地將幾種大型的刊物，如《文學》、《中華公論》等停刊合併，集中精力，編輯出版《全民抗戰》，並將書店中心先後遷往武漢和重慶。並在各地先後設立了55個分支店。同時對上海這個重要據點也沒有放棄。福州路的編輯部和門市部雖然收縮，但在同一條馬路上的378號，仍以“遠東圖書雜志公司”名義開門營業，保持了同外界的聯系。當“遠東圖書雜志公司”因出售《日本的間諜》一書引起日寇注意時，又在一夜之間改換了招牌，用“兄弟圖書公司”名義照常營業。 　　在1941年“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侵入租界時，“兄弟圖書公司”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光明書局及良友圖書公司等八家同業同時被日軍憲兵隊的報道部查封。一個月後因形勢變化才得啓封。啓封以後，由於抗日救國的書不能出版，低級庸俗的書又不願經售，存貨越來越少，營業日益清淡。為了維持職工生活，就在原址先後用“新光教育用品社”和“新光百貨公司”的名稱經營文具和百貨。當時，盡管圖書出版舉步維艱，但生活書店仍通過各種外圍組織與上海作家保持聯系，接濟生活困難的進步作家，使他們安心寫稿，為今後積累稿件做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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