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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中國本位 　　學術以及中國思想的刊布、傳播 　　“80年代”過去，90年代來臨。新的10年，最為簡單而概括性地描述是：“很多人開始談王國維、陳寅恪，而不談陳獨秀、李大釗。”李澤厚由此觀察而得出判斷：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這是被廣泛引用的“結論”。新的轉換迅速開始。 　　1995年，經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一凡的介紹，美國哈佛大學與三聯書店合作出版“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套叢書不是單方向引進、翻譯美國書，而是借用哈佛大學資助，出版我國中青年學者的創新著作。”截至目前，叢書一共在三聯書店編排了13輯，出版新書80餘本。 　　季羨林把自己與三聯書店的關系定位於三個角色：讀者、作者與編者，這最後一個角色即與“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相關。他受聘為這套叢書的學術委員會主任。“本叢書只收中青年學者的著作，要求頗高，審查極嚴。幾年來已出著作，內容新而深刻，因此頗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歡迎。”學術委員會由季羨林領銜，厲以寧、李學勤、王蒙等代表各大學科。“評審過程，一律採用專家匿名審讀、委員會擇優精選”，被選中的著作至少有兩位以上的評委推薦——這一套在國際上通行的評審制度卻是三聯在國內首先採取。在當時“(與國際)接轉”之普遍的社會思潮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的學術創新價值，趙一凡回憶季羨林所言：“這不是單純地為了與世界學術接軌，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們接軌。我們不但要拿來，還要送去。” 　　中國本位，在學界激蕩與轉換的90年代，三聯書店提出了自己的時代命題。從“讀書無禁區”的品格定型，到“人心很高飄”的氣質添增，至此，三聯書店完成了自己精神向度的建立。 　　回到出版現實，1999年三聯書店翻譯出版愛德華.W。薩義德的《東方學》，這本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很大關注的開創性著作，三聯出版的是“全球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在這本著作的第一頁，薩義德引用了卡爾.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裡的一句話：“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或許罕有比這句說辭更能揭示“主體性”的價值及其缺失。仍是西方思潮，與文化生活譯叢“向後看”不同，也與甘陽們的戰前的海德格爾不同，三聯的譯叢由此開始與最新思潮同步，也因此誕生了新的譯叢系列：“學術前沿”。 　　這一演進，董秀玉解釋自己的出版思想明確清晰：“在中國做出版，一定要有中國思想的刊布、發行與傳播。過去不成熟，主要是引進，經過10多年的學術積累，現在有機會做中國的學術出版了，這是我們的根本任務。這跟學習西方並不矛盾，但關鍵是原則是什麼。” 　　1993年，董秀玉出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甫一上任，即著手出版《陳寅恪集》與《錢鍾書集》，態度明朗。這兩套文集加上《吳宓集》，葛兆光感嘆道：“無疑出版這種書是一種學術積累，卻不是嘩衆取寵的凑熱鬧。不凑熱鬧，大約是難賺錢的，可盡管賠錢也出，則表明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畢竟在出版界還有地盤……於是真正獻身思想和學術的寫書人也還有一綫希望在。”中國本位方針既定，“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之後，《鄉土中國》、《中國經驗》、“20講系列”以及錢穆、黃仁宇、李澤厚、王世襄等開始成集出版。 　　在三聯書店成立60周年的紀念文集裡，有兩位嘗試著給出三聯書店自己的價值判斷。許紀霖簡約之論：“在金錢與權力之外，三聯圖書建立了第三種尊嚴：知識的尊嚴、思想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尊嚴。”而汪丁丁則論述：“三聯書店的特色，或者說，它的‘精神’，按我的理解用一句話概括便是：‘基於現實生活的大衆啓蒙。’這樣一種精神，我覺得更貼切地應當叫做‘使命’。什麼是今天三聯書店的使命呢？我覺得，三聯書店的使命在於，借了書籍的出版與傳播使中國人對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匯合交流，從而相互理解。三聯的精神，如我一開始理解的，是‘基於現實生活的大衆啓蒙’，這精神的現代意義，就是‘基於生活、讀書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市場 　　漫畫、武俠以及周刊…… 　　新啓蒙開始，由譯介到譯叢，然後的中國本位。以《讀書》為起點，三聯書店一路走來，路向明確。但這一過程，同樣不可忽略的是時代的背景：中國的市場經濟。無論是誰，不會也不可能獨立於這一潮流而獨行。 　　1989年2月，蔡志忠的漫畫《曹溪的佛唱——六祖壇經》、《尊者的棒喝——禪說》由三聯書店出版。當年3月1日，蔡志忠到王府井新華書店為讀者簽名售書。“拿去的7000本很快就賣完了，書店前面的隊伍排出去1公裡多，外面還下著雪。”這個場景令蔡志忠很難忘。這是一個曙光。蔡志忠系列漫畫，最初的22種小32開平裝本，在1989至1998這10年間，總銷量超過500萬册。董秀玉說她1993年回來接任北京三聯書店總經理之後，蔡志忠漫畫仍年年在暢銷榜上。“所有版本的發行量累積起來，我想現在應該超過1000萬册了。” 　　因為這套漫畫書，當年沈昌文被戲稱“賣蔡”的總經理。後來回想起來，沈也覺得好玩兒。雖然蔡志忠的收益於書店不無幫助，但沈昌文說：“我當時沒有把心思放在這方面，更覺得他的東西有趣味有意思。像我這樣從計劃經濟時代出來的人，哪里會對經濟那麼上心。” 　　後來董秀玉考慮出版金庸武俠小說時，經濟的考量成為重點。當然，董秀玉首先要給自己一個嚴肅的理由。“武俠小說的名聲不太好，我們要先把自己說服。”董回憶，“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雖然我自己喜歡讀金庸的書，也很想把他的書引進來，但是我也一直在考慮三聯的品牌究竟適不適合做金庸。我後來慢慢形成了一個觀念，我們的書應該分層次：既有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識讀物和大衆讀物，我們不能只做寶塔尖上的那一點點。但是不論哪個層面，我們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俠小說而出名，但他的書本質上是一流的文學作品，是可以進文學殿堂的，想透了這一點，就沒有問題。” 　　更重要的是，金庸武俠書的價值是現金流。1993年的三聯書店，全年銷售的總碼洋才711萬元，每年向外借錢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這一套書每年的現金流可達幾千萬元，這對一個剛起步的企業來說極為重要。”董秀玉說，雖然由於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說給三聯的實際利益並不大，但通盤考慮下來，她還是接受了版權代理方的條件。 　　接下來的《三聯生活周刊》的故事，背景仍有這條“經濟建設”的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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