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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十字路口的中國二元土地制度(上)

http://www.CRNTT.com   2011-02-24 09:36:00  


 
  比如我們現在一再講土地私有制搞不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講的,認為土地私有制會造成自由買賣、土地兼並、社會危機、農民戰爭等等。其實,這種思維模式是和我們以往一直宣傳的一整套理論是連在一起的:

  第一就是認為傳統時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地集中,它導致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

  第二就是認為土地集中是由土地自由買賣造成的;

  第三個論點就是認為這種機制(土地自由買賣)導致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周期現象,就是一個王朝早期土地比較平均,然後由於土地私有制的買賣,土地兼並就越來越厲害,後來就有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造成一場社會暴亂、農民戰爭之類,這就用來解釋中國的一治一亂;

  第四個就是用它來解釋中國的革命,因為所謂反封建,講得簡單點就是消除地主制,就是所謂的搞土地地權,我們認為就是近代中國的核心問題,而且用它來解釋中國革命。在這種解釋話語下,中國革命基本就被解釋為(在國內層面,國際層面就不講了)主張土改的人和反對土改的人的一場較量——共產黨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就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就贏得了革命,而國民黨是反土改的,所以就失敗了,被農民拋棄了。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理,那麼緊接著下一步,集體化就非搞不可。因為消除了大土地私有制以後,肯定還要接著消除小土地私有制,否則的話,又會出現上述的周期現象。所以搞了土改還不算完,接著還是要搞集體化的,如果不改集體化的話,那土改等於是白搞了。正是因為這點,所以早在農村承包制改革一開始,出現了很多反對的輿論,就是所謂的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謂回到解放前,其實不是回到地主制,其實指的就是回到單幹。按照他們當時的說法,只要單幹就會由於自由買賣造成土地集中,就會回到解放前。所以為了把這個理論給說圓了,當時很多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我們有一位朋友,周其仁先生,當時就挖空心思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兩種小生產不能混為一談”,說其實小生產是不會導致兼並的,或者說兼並是有益無害的,過去其實主要不是小生產本身的問題,而是自然經濟的小生產會產生的問題。按照周其仁先生的說法,如果是商品經濟的小生產,似乎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其實是為了解決我們當時的理論困惑。很顯然,這種解釋實際上是很不成功的,因為實際上,如果要從土地兼並的邏輯講,恰恰是商品經濟的小生產最容易發生兼並,自然經濟的小生產倒真是很難說。所以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其實一直就沒有解決,而到了現在,它又被拿出來,作為土地權利不能交給農民的一個理由。

  所以,如果我們要真正從理論上反思,就是對現有這整套體系的反思。至於現實,我覺得不是什麼反思的問題,其實主要就是怎麼去制衡既得利益的問題,現實就幾乎已經沒什麼道理可講。就像我剛才講的那樣,如果真是要防止無地農民出現,其實很簡單,第一不允許搶農民;第二,如果農民賣地太傻,政府可以審查一下。這兩個解決了不就行了。但是現在就是不幹,就是可以搶農民,但是農民不能賣。你說這個有什麼理由呢,這和防止無地農民有什麼邏輯上的關系呢?那麼我現在就要講講,這套邏輯前面的那些命題。

  關於這點呢,我覺得這應該不是我個人的研究,這幾十年來,包括中國的經濟史、社會史,也包括現代史,比如包括像奎鬆先生搞的那個民國時期的歷史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覺得不管人們怎麼解釋這個現象,但是至少就現象本身而言,我覺得研究這20年的歷史有一點應該已經逐漸得到共識,就是傳統時代土地很集中這個說法就是受到質疑的。

  不僅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包括也不知道屬於不屬於自由派的人士,像我照樣,有過質疑。就是像一些很正統的人也會有過質疑,包括中央黨校黨史調研室的前主任郭德宏先生,他也是老革命了,是離休幹部,他就講這個傳統時代地主占有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幾,而不像我們以前講的那樣是占了百分之七十幾。當然他理論解釋上他是加了個帽子,就是即使是百分之三十幾,也足以證明那時候地主制還是整個占主導什麼的。不管怎麼說吧,至少他還是承認說我們以前講的這個土地集中的狀況誇張得很厲害。還有一點就是那個中國國家統計局,那個時代國家統計局的局長是李成瑞先生,大家知道李成瑞先生是很重要的毛派代表,經常寫萬言辭,經常指責資本主義土地如何不好。但是李成瑞先生在主持國家統計局的時期,他就做過一個工作,就是把土改時期不同地區的地權資料做過一個分析,當時出來的報告結論也是土改前中國的土地沒有過去講的那麼集中,當然各地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比較集中,有的地方比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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