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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俄羅斯超國家夢想

http://www.CRNTT.com   2013-03-28 10:21:38  


 
  新瓶裝舊酒?

  以一個“一體化的整體”展現集團力量的思想在俄羅斯由來已久。誰都知道,一個國家再強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個國際組織以壯聲勢。歷代沙皇,從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識形態如何變幻,外交上都有一個共同的基調,一直強調他們的國家像一架沒有圍欄的嬰兒車,在地緣政治上缺乏防禦能力,又強調俄羅斯是一個被敵人包圍的國家,需要一種防禦性的自我保護的地緣戰略和衛星國家的扈從。

  長期以來,在俄羅斯國家建構的圖景中,它都是一個有“安全焦慮症”的國家,自然地理環境上一望無際的東歐大平原和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積澱,以及西歐、北歐國家領先於俄羅斯崛起的刺激,更有歷史上蒙古人240年統治的記憶,使俄羅斯人頭腦中有一種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加之靠中央政權對外擴張得來的遼闊領土造成的鞭長莫及的緊張感,總感覺別國都在覬覦它的領土。最後,在其國土上眾多後進入帝國版圖內民族,導致了國家民族代碼識別的複雜性,使民族性的歸屬和身份認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點。不占人口多數的俄羅斯“霸權性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念根深蒂固,這些因素都加劇了俄羅斯的國土安全意識強烈和不易擺脫超國家的夢想。

  久而久之,這些基因沉澱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覺意識。在國境線以外尋找更大的安全空間是俄羅斯既定國策。它總希望把國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帶的心理需求變成了一個主流社會心態。同時,俄羅斯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國家,它需要別國承認它的世界大國的地位和“後蘇聯空間的優先利益區和特殊地位”。蘇聯劇變以後,俄國一度從世界一流大國的名單上消失,大國自豪感不再引發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態形成一個擺脫不掉的陰影——“收縮即災難”。就像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的:“從古代起,俄羅斯就意識到自己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俄羅斯不應當放棄許多世紀以來的大國意識。”“它需要解決的不僅是自己國內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全世界文明的問題。”(久加諾夫:《強國》莫斯科1994年,14頁。)

  葉利欽時代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俄羅斯的吸引力下降,北約蠶食般地步步逼近,環俄羅斯的一些獨聯體國家在“顔色革命”下倒戈,使俄羅斯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普京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國際地位下降,“我們暴露了弱點,而弱者總是會挨打,某些人希望從我們這裡搶走一塊肥肉,另一些人則充當了幫凶。”所以,積極主導歐亞地區事務,重返集體安全組織的領頭羊角色,成為了俄羅斯的當務之急。

  在蘇俄歷史上曾經數度經歷過意識形態霸權和民族主義霸權互換的過程,兩者間的交替升降,表面上看差異很大,實則基於俄羅斯利益考慮的心態並沒有改變。尤其是蘇聯社會制度變遷,現實社會主義的理想追求消耗殆盡以後,公眾的感情朝著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價值觀轉移越發不可抑制。很多人認為,俄羅斯有巨大的領土、巨大的核武器庫、巨大的經濟潛力,同時還具備掌握宇宙空間的技術,但是它的國際影響力和地位與這些“能量”嚴重不匹配,於是滋生了大眾追捧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土壤。毫無疑問,普京為了保證自己的政治支持率是考慮到了這種社會情緒的,或者說他有意識地迎合這種社會資源,以達到調動俄羅斯基層情感的目的。這是他屢試不爽的“借用傳統”實行“內傷外治”的一種政治手段。

  普京本質上是想把新民族主義打造成對內的一種精神和意識形態,對外的一種軟實力,以此服務於俄國的整體發展和強國戰略,為了克服俄國歷史的不穩定性和文明選擇的難題,俄國需要超強的整合機制。它們要麼以意識形態形式出現,要麼以帝國的形式出現,目的都是為了戰勝離心力的作用。這種思想曾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出現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往往一種表現形式衰落後,就會出現另一種新的推動力使其延續。我們在目前的俄羅斯對外關係仍能嗅覺到歷史氣息的遺留。

 “第三羅馬”:宗教“超國家”思想

  “第三羅馬”是一個宗教概念,按理說與世俗的治國理念並沒有什麼瓜葛,但是它卻給俄羅斯的傳統政治注入了一種穿透性的理念,使其經久不衰。眾所周知,歐洲民族都願意以羅馬帝國的直接繼承者自居,一方面可以表明其來源的合法性,另外也可借此大旗整合諸侯林立的歐洲大陸,以實現歐洲大一統思想。法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自稱來自羅馬人的直系,日爾曼人號稱“神聖羅馬帝國”,而俄羅斯是後崛起國家,只能從與東羅馬(拜占庭)的淵源上做文章,而在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是宗教的繼承關係。

  古羅斯人原來是多神崇拜,988年從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經過6個世紀的演化,外來宗教終於成為羅斯的民族宗教,包括農民在內的人都稱自己是基督徒(古俄語基督徒和農民是同一個詞)。蒙古入侵以後,由於其宗教寬容政策,不斷選舉羅斯人擔任主教和都主教(原來由希臘人擔任),但是都被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拒絕。由於奧斯曼帝國威脅加強,1439年佛羅倫薩宗教會議通過東西教會聯合會議,不久君士坦丁堡淪陷,拜占庭帝國滅亡。在羅斯人看來,這恰恰證明是希臘人對西方教會的投降、導致對上帝不虔誠造成的惡果,這是上帝對他們游離的原始宗教觀念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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