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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父親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上世紀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艱苦、最殘酷的時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後慘遭殺害的。在那種形勢下，父親能夠堅持下來，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當時，魯迅等人都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父親也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特務的糾纏。所以，我童年的另一個印象，便是經常搬家。 　　衆所周知，在上世紀30年代，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裡批評父親“到處用手段”，還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匯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 　　在我的理解當中，父親他們當年只有20多歲，魯迅40多歲，我覺得四條漢子對魯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們還經常來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謂兩個口號之爭像後來渲染的那麼誓不兩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風梅志怎麼會經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後來的政治鬥爭將這個本來屬於文藝戰綫的討論無限政治上綱，甚至後來升級到“反黨”的地步——諷刺的是，當時父親是代表中共去和非黨人士魯迅談的，怎麼到頭來變成是他反黨了呢？我想，魯迅先生當年說這話的時候，應該是發個牢騷，或者頂多是個諷刺。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若幹年後，“四條漢子”會成為一個罪惡的代號，而這個評價成了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的母親 　　母親吳淑媛出身於益陽一大戶人家，她的家世比父親好得多。吳家是打太平天國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蘇瓜州當水軍總督，曾三次見過皇帝。父親與母親算是青梅竹馬，父親小時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們互相有好感，老師做媒，他們很自然地成了一對，雖然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 　　我的外婆特別寵這個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我們一家在上海生活時，父親沒有什麼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實就是回去要錢的，外婆每次都給母親帶回來一大包金首飾。母親放在抽屜裡，也不鎖，每次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當時有很多益陽的同鄉和左聯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這麼多人沒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給的那些錢維持生活。父親晚年也曾對我說：那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親——其實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後，我經常想，母親對自己丈夫所從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並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麼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隨著父親，只要是父親做的事，在她眼裡就是正確的，她就會無條件支持。這其中，也許有母親傳統道德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對父親毫無保留的愛和信任。 　　1934年，母親又懷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這次也不例外。父親把母親、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陽老家，以往父親總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後再回上海，這一次，還沒等三弟出生，就急著要走，說是有工作，而母親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親順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約瑟”。不久，母親收到父親的信，說他暑假會回來，母親於是滿心歡喜地等著這一天。父親愛吃母親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鮮的梅子泡在蜜裡做成的一種蜜餞，母親托人買來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壇甘草梅。那時在鄉下，根本沒什麼好吃的，所以放在紅漆櫃上的這一壇蜜餞，對我們三個小孩子來說是很大的誘惑，可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吃，因為這是母親特地給父親做的。我不吃，兩個弟弟也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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