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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餓，我餓，我還是餓 　　“我父親的脾氣很暴躁，在外邊不敢發作，回到家裡就逮著老婆孩子撒氣。我們兄妹經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為是大家庭居住，母親凡事都讓著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嬸嬸，對他們的孩子們關愛有加，對我們也很嚴厲。”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在1950年代進行的土改運動中，管家被劃為“中農”，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勞動維生，不屬於“社會主義的寄生蟲”。 　　因為大爺爺被劃為地主，兒子又去了台灣，管貽範全家受牽連，在大隊當會計的管貽範終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謹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積累的壓力，只能帶回家。 　　“莫言小時候特別皮，上課時老是打瞌睡，還經常和同桌的同學交頭接耳，中午午睡的時候跑到院子裡玩。”莫言同村的小學同學李善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從記事開始，管謨業對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饑餓。1958年，“大躍進”開始，全民大煉鋼鐵，家裡的鍋碗瓢盆、菜刀、門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爐煉鋼、撿鐵礦石。 　　公共食堂很快沒有幹飯了，只有野菜和發黴地瓜幹。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辦了，只能跑到地裡挖爛地瓜吃。家裡沒有鍋，莫言就從煉鋼爐裡的材料堆裡，偷了當年日本兵戴在頭上的鋼盔，回家刷洗乾淨，就用它代替鍋煮菜飯用。 　　管謨賢回憶接下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那三年高密風調雨順，因為煉鋼，糧食爛在了地裡。” 　　到1960年春天，平安莊開始餓死人。最多的一天，村裡死了18個人。 　　“村裡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曾經吃過茅草根、樹皮、棉籽皮、芙子苗、薺薺毛。聽說南窪裡有種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來吃，結果吃了大便拉不下來，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摳。 　　那年冬天，學校裡拉來了一車煤，是給他們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個生癆病的同學吃了一塊，說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學都去拿，上課的時候臉色蠟黃的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管謨業和同學們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聲響。老師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驚喜地說：“真的很好吃！”他們的大便也是黑色的，還能夠被送進火爐裡燒。 　　管謨業的母親偷生產隊的馬料吃，結果被人抓住了吊起來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討飯，在一個麻風病人家裡，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條，撲上去就用手挖著吃了。 　　後來政府打開糧倉，按照人口發救濟糧，每人半斤豆餅。“我奶奶分給我杏核大小的一塊，放在口裡嚼著，香甜無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糧食發得太晚，管謨業的三叔已經餓死了。 　　管謨業隔壁家的孫爺爺太餓了，把剛分給他家兩斤豆餅全吃完了，豆餅油膩勁大，他回到家裡不停喝水，結果豆餅在肚子裡發開，把胃脹破，死了。 　　為了維持生命，父親讓大女兒退學回家，專門負責在地裡挖野菜，加上一點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飯全家喝。長期沒有營養，大人水腫，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腸子清晰可見。 　　“那時候捉到一只螞蚱，在火上燒一燒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著放在鍋灶裡燒熟了，奶奶或母親就會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連內臟和骨頭都吃掉了。”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到了“文革”時期，沒有再出現餓死人現象，管謨業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紅薯粥了，政府按照人頭髮放半年糠菜半年糧，還是吃不飽。管謨業和哥哥到玉米田裡，尋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來回家煮熟，撒上鹽用大蒜泥拌著吃。 　　頂替父親去供銷社工作的叔叔，走後門買了一麻袋棉籽餅。莫言夜裡起來撒尿，也會摸一塊，蒙著頭偷吃。後來聽說，癩蛤蟆的肉比羊肉還要鮮美，但母親嫌臟，不許孩子們去捉。 　　直到“文革”結束前，管謨業終於可以吃紅薯幹吃飽了。這時他對食物的要求也漸漸高了。有一年年終結算，生產隊分了他家290多元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村子有人賣病死的豬肉，上面都是黃豆一樣大的米蟲，價格便宜，村裡人都圍著買。看見父親舍不得，管謨業一個勁兒哭，最後父親下決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裡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還覺不夠，母親嘆一口氣，把她碗裡的給了我。吃完了，嘴巴還是饞，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葷油伴著沒嚼碎的肉片往上湧，喉嚨像被小刀子割著，難受又幸福。”莫言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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