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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餓,我餓,我還是餓

  “我父親的脾氣很暴躁,在外邊不敢發作,回到家裡就逮著老婆孩子撒氣。我們兄妹經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為是大家庭居住,母親凡事都讓著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嬸嬸,對他們的孩子們關愛有加,對我們也很嚴厲。”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在1950年代進行的土改運動中,管家被劃為“中農”,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勞動維生,不屬於“社會主義的寄生蟲”。

  因為大爺爺被劃為地主,兒子又去了台灣,管貽範全家受牽連,在大隊當會計的管貽範終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謹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積累的壓力,只能帶回家。

  “莫言小時候特別皮,上課時老是打瞌睡,還經常和同桌的同學交頭接耳,中午午睡的時候跑到院子裡玩。”莫言同村的小學同學李善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但從記事開始,管謨業對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饑餓。1958年,“大躍進”開始,全民大煉鋼鐵,家裡的鍋碗瓢盆、菜刀、門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爐煉鋼、撿鐵礦石。

  公共食堂很快沒有幹飯了,只有野菜和發黴地瓜幹。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辦了,只能跑到地裡挖爛地瓜吃。家裡沒有鍋,莫言就從煉鋼爐裡的材料堆裡,偷了當年日本兵戴在頭上的鋼盔,回家刷洗乾淨,就用它代替鍋煮菜飯用。

  管謨賢回憶接下來的“三年自然災害”:“那三年高密風調雨順,因為煉鋼,糧食爛在了地裡。”

  到1960年春天,平安莊開始餓死人。最多的一天,村裡死了18個人。

  “村裡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曾經吃過茅草根、樹皮、棉籽皮、芙子苗、薺薺毛。聽說南窪裡有種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來吃,結果吃了大便拉不下來,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摳。

  那年冬天,學校裡拉來了一車煤,是給他們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個生癆病的同學吃了一塊,說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學都去拿,上課的時候臉色蠟黃的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管謨業和同學們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聲響。老師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驚喜地說:“真的很好吃!”他們的大便也是黑色的,還能夠被送進火爐裡燒。

  管謨業的母親偷生產隊的馬料吃,結果被人抓住了吊起來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討飯,在一個麻風病人家裡,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條,撲上去就用手挖著吃了。

  後來政府打開糧倉,按照人口發救濟糧,每人半斤豆餅。“我奶奶分給我杏核大小的一塊,放在口裡嚼著,香甜無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糧食發得太晚,管謨業的三叔已經餓死了。

  管謨業隔壁家的孫爺爺太餓了,把剛分給他家兩斤豆餅全吃完了,豆餅油膩勁大,他回到家裡不停喝水,結果豆餅在肚子裡發開,把胃脹破,死了。

  為了維持生命,父親讓大女兒退學回家,專門負責在地裡挖野菜,加上一點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飯全家喝。長期沒有營養,大人水腫,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腸子清晰可見。

  “那時候捉到一只螞蚱,在火上燒一燒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著放在鍋灶裡燒熟了,奶奶或母親就會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連內臟和骨頭都吃掉了。”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到了“文革”時期,沒有再出現餓死人現象,管謨業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紅薯粥了,政府按照人頭髮放半年糠菜半年糧,還是吃不飽。管謨業和哥哥到玉米田裡,尋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來回家煮熟,撒上鹽用大蒜泥拌著吃。

  頂替父親去供銷社工作的叔叔,走後門買了一麻袋棉籽餅。莫言夜裡起來撒尿,也會摸一塊,蒙著頭偷吃。後來聽說,癩蛤蟆的肉比羊肉還要鮮美,但母親嫌臟,不許孩子們去捉。

  直到“文革”結束前,管謨業終於可以吃紅薯幹吃飽了。這時他對食物的要求也漸漸高了。有一年年終結算,生產隊分了他家290多元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村子有人賣病死的豬肉,上面都是黃豆一樣大的米蟲,價格便宜,村裡人都圍著買。看見父親舍不得,管謨業一個勁兒哭,最後父親下決心割了五斤肉,回到家裡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還覺不夠,母親嘆一口氣,把她碗裡的給了我。吃完了,嘴巴還是饞,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葷油伴著沒嚼碎的肉片往上湧,喉嚨像被小刀子割著,難受又幸福。”莫言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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