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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奶奶膽子比爺爺大,有一年家裡來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准爺爺胸口,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此後,只要聽說鬼子來了,爺爺就先跑了,家裡往往是奶奶留守。”

  《紅高粱》中的王文義是莫言的老鄰居,真名實姓。王文義是個老實人,年輕時當過幾天兵,他膽小,鬼子打槍,可能是擦著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頭沒了”,把槍扔到水溝裡。連長氣得罵:“沒有頭,你還會說話啊!”

  《紅高粱》在莫言村裡放,王文義看到莫言把他寫死了,憤怒地拄著一根拐杖找管貽範:“我還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兒子就把我給寫死了。咱們幾輩子的鄰居了,怎麼能這樣子糟蹋人呢?”管貽範回說:“莫言小說裡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父親這個土匪種’,難道我是土匪種嗎?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後來莫言回家,買了兩瓶酒給王文義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個大英雄了。他說什麼大英雄,有聽到槍聲就捂著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頭沒了’的大英雄嗎?我說您不是很英勇地犧牲了嗎?聊到後來,大叔很寬容地說:‘反正人已經被你寫死了,咱爺兒倆就不計較了。這樣吧,你再去給我買兩瓶酒吧。’”莫言回憶說。

  小說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以後,莫言一炮而紅。

  當時,有人提議莫言應該把這個題材集中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莫言就把《紅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結集成《紅高粱家族》發表出版。

  《紅高粱》裡,莫言寫了“我爺爺”,也寫“我奶奶”。在《豐乳肥臀》和短篇小說《五個餑餑》和《石磨》裡,莫言寫到了自己的母親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歲嫁給管貽範。高淑娟在黃土地勞累了一輩子,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1961年春節,正是吃不飽飯的日子,她把從牙縫裡摳出的幾斤白面,做成餑餑放在祖宗神位前當供品,年剛過完,婆婆讓兒媳婦去收回,沒想到餑餑被討飯的偷走了。這可是一大家裡半個月的口糧,高淑娟背負著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寫了篇《五個餑餑》。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鄉住了幾十天,寫了《豐乳肥臀》。《豐乳肥臀》讓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學獎的10萬元獎金。後來莫言轉業到了《檢察日報》,在影視部為他們編寫劇本。

  “我母親五十多年裡,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等後來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著的時候經常感嘆自己命苦。”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姑姑,洗衣機

  1955年,給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貽蘭;1981年,給莫言女兒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貽蘭;1986年,給莫言妻子杜芹蘭做流產手術的,還是管貽蘭。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記者問莫言要管貽蘭的地址和電話,莫言說:“不用電話,我姑姑是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她當醫生一輩子,那裡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貽蘭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莊隔河相望。作為《蛙》的真實主人公,因為莫言的獲獎,不時會有記者來採訪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歡的親人。“我小時候,家裡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給我看完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著眼聽。她醫藥箱裡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是我們最好的玩具。我寫小說以後,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說。”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退學回家務農,不想種地,還跟父親管遵仁學過兩年中醫。那時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對繁重勞作的黃土地,覺得生活沒有出路,看不到未來,情緒低沉。

  管遵義給莫言講過一個故事。舊社會青島有個老板的工廠開業,大門兩側需要掛牌,請了一些當地書法家寫字。當時一個農夫在門外看見了,他光腳進門拿起筆來就寫,寫到最後一個字不寫了,說自己手疼,一個月以後再補。老板後來一比,他的字寫得最好。後來他的廠要開業前一天,老板找到農夫寫了一個字,回家就對上了,一點不差。

  “我父親講這個故事,是鼓勵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學好一樣東西,不然被別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貽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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