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學醫那兩年，莫言在姑姑家裡看了不少書，還聽管遵義給他講了很多歷史上的傳奇和聊齋裡的故事。後來，莫言小說裡出現的老人，都有管遵義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筆字，也是那時受大爺爺的影響，為的是學開中醫方子。 　　莫言小說裡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夠找到原型，《生死疲勞》裡的“藍臉”，是20世紀推廣“集體合作社”時，村裡一個堅持要單幹的老農民。此外，妻子杜芹蘭的母親，不願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併交給生產隊，手拿《人民日報》去到山東濟南，拿到當時省長的批示，回家後貼到大門口，以抵制上門糾纏的工作人員。 　　莫言的四叔管貽壽，1984年趕著牛車往40裡外的縣糖廠送甜菜，在途中被一個酒後無證駕駛的司機壓死，當時這個司機正給一個公社書記家建房拉磚瓦。事件發生後，書記動用各種關係，上門威脅利誘，最後賠償了500元人民幣。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後，準備回鄉打官司，被父親制止：“人死不能複生，寧叫一家冷，不叫兩家寒。”莫言以此為基礎，寫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慘死的管貽壽留在了小說裡。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寫《天堂蒜薹之歌》時，偽造了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貽蘭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國成立後的土改，管遵義政治上被劃為“地主”，加上兒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從小開藥方，認識字，被當時的縣衛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在農村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在當地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夜裡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如今管貽蘭回憶起往事：“當時的政策是‘兩個正好，三個多點’。農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國人口這麼多，不搞計劃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個鄉鎮。原來一個村兩百多戶，一年就能生六百多個孩子。地裡的糧食生產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後來慢慢鄉親們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兩個兒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連續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一男一女的雙胞胎；莫言妻子杜芹蘭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戶口還在農村。按政策講，他第一個孩子是女兒，間隔幾年後可以再要一個。 　　當莫言剛剛調到北京時，妻子懷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戰士，是志願兵，可以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不能要第二個孩子，幾千幹部都沒有第二胎，不能因為我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 　　莫言回到山東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蘭流產完，縣裡獎給莫言一台洗衣機。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莫言回高密過年。大江對莫言的姑姑很感興趣，後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提到姑姑。 　　“我寫《蛙》是因為報紙上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當時這個政策說要管30年，政策到期後，這幾年學術界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寫這個故事的時機到了。”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寫《蛙》的時候，管貽蘭已經退休了，和從醫院開救護車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給她的四個孩子帶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戶口，按照政策，四個孩子都只要了一個孩子。“管笑笑是獨生子女，她愛人也是獨生子女，笑笑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女兒，還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個，到時候一個姓管，一個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後，已經當上了姥爺的莫言，和妻子平時在家給女兒帶外孫女。 　　剛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他已經在考慮退休後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囂了，我現在就盼著退休，該葉落歸根，高密老家挺好的，親人都在這裡，我的書房也比北京的書房安靜。”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