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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學醫那兩年,莫言在姑姑家裡看了不少書,還聽管遵義給他講了很多歷史上的傳奇和聊齋裡的故事。後來,莫言小說裡出現的老人,都有管遵義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筆字,也是那時受大爺爺的影響,為的是學開中醫方子。

  莫言小說裡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夠找到原型,《生死疲勞》裡的“藍臉”,是20世紀推廣“集體合作社”時,村裡一個堅持要單幹的老農民。此外,妻子杜芹蘭的母親,不願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併交給生產隊,手拿《人民日報》去到山東濟南,拿到當時省長的批示,回家後貼到大門口,以抵制上門糾纏的工作人員。

  莫言的四叔管貽壽,1984年趕著牛車往40裡外的縣糖廠送甜菜,在途中被一個酒後無證駕駛的司機壓死,當時這個司機正給一個公社書記家建房拉磚瓦。事件發生後,書記動用各種關係,上門威脅利誘,最後賠償了500元人民幣。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後,準備回鄉打官司,被父親制止:“人死不能複生,寧叫一家冷,不叫兩家寒。”莫言以此為基礎,寫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慘死的管貽壽留在了小說裡。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寫《天堂蒜薹之歌》時,偽造了這段名人名言。

  《蛙》的原型、姑姑管貽蘭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國成立後的土改,管遵義政治上被劃為“地主”,加上兒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從小開藥方,認識字,被當時的縣衛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在農村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在當地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夜裡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如今管貽蘭回憶起往事:“當時的政策是‘兩個正好,三個多點’。農村人都想要男孩。中國人口這麼多,不搞計劃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個鄉鎮。原來一個村兩百多戶,一年就能生六百多個孩子。地裡的糧食生產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後來慢慢鄉親們也理解了。”

  莫言大哥家兩個兒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連續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一男一女的雙胞胎;莫言妻子杜芹蘭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戶口還在農村。按政策講,他第一個孩子是女兒,間隔幾年後可以再要一個。

  當莫言剛剛調到北京時,妻子懷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戰士,是志願兵,可以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不能要第二個孩子,幾千幹部都沒有第二胎,不能因為我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

  莫言回到山東做老婆的工作。

  杜芹蘭流產完,縣裡獎給莫言一台洗衣機。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莫言回高密過年。大江對莫言的姑姑很感興趣,後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提到姑姑。

  “我寫《蛙》是因為報紙上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當時這個政策說要管30年,政策到期後,這幾年學術界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寫這個故事的時機到了。”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寫《蛙》的時候,管貽蘭已經退休了,和從醫院開救護車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給她的四個孩子帶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戶口,按照政策,四個孩子都只要了一個孩子。“管笑笑是獨生子女,她愛人也是獨生子女,笑笑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女兒,還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個,到時候一個姓管,一個姓苗。也算有了香火。”

  《蛙》之後,已經當上了姥爺的莫言,和妻子平時在家給女兒帶外孫女。

  剛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他已經在考慮退休後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囂了,我現在就盼著退休,該葉落歸根,高密老家挺好的,親人都在這裡,我的書房也比北京的書房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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