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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少數民族權益“結”與“解”

http://www.CRNTT.com   2021-09-06 00:04:44

在行政專責機關的設置上，1996年12月10日“原住民委員會”正式成立，專責統籌規劃“原住民”事務，其政策目標有四：“維護原住民的尊嚴與權益”、“提高原住民的社會競爭力”、“傳承原住民的文化資產”、“提升原住民的生活品質”。〔13〕因應台灣地區“立法院”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的修正，2002年3月25日，“原住民委員會”更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正式宣告“原住民”得以參與台灣地區“中央”決策機制。“原住民族委員會”是專責少數民族事務的機關，為少數民族權益保駕護航。 　　在司法個案維護方面，近年來，有關少數民族權益受損案件層出不窮，除了少數民族傳統知識及相關智慧財產權之外，最多的案件莫過於傳統習慣與現行“國家法”的爭議問題。舉例而言之，如，泰雅族風倒櫸木事件，本案目的在於維護部落集體共識，最終還給少數民族之尊嚴與尊重；布農族丹大林道水鹿事件，主要原因在於普通人欠缺少數民族狩獵文化思維；鄒族頭目蜂蜜事件則起因於少數民族傳統領域主權未獲尊重；卑南族大獵祭狼煙事件，漠視部落歲時祭儀是事件發生的導火索。〔14〕諸如此類部落間規範衝突的重要案例不勝枚舉。而這些案件的處理，都以積極保護與尊重少數民族傳統知識、尊重少數民族自主性的部落發展為起點，最終回歸於建立部落間共有、共享、共治、共管機制，為少數民族權益在司法層面建立保障機制。 　　（三）實踐運行：從個體性的權利保障到群體性的少數民族運動 　　與社會發展不相匹配的是，台灣地區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仍舊處於相對底層和失語狀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台灣地區少數民族的社群意識逐漸覺醒，開始爭取本民族的自主地位與權利，由此引發少數民族運動，台灣地區一般稱之為“原住民族運動”或“原住民運動”。〔15〕群體性的“原住民族運動”爆發，肇因於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絡變得頻繁，個體性的權利保障已經不能滿足少數民族權益保障的群體性需求，少數民族突破個體，將散落的弱勢個體集合，採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致力於在主流社會中找到位置，由此產生“原住民族運動”的聚集效應。 　　台灣地區“原住民族運動”從1980年代迄今，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反侵占、爭生存、恢復姓名、還我土地到族群正名，少數民族有系統地論述自己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危機，其中族群正名（或復名）是在“我們原住民”集體意象之外，進一步建立“我的認同”。〔16〕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我姓氏”、“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被標舉為台灣少數民族權力運動的三大訴求。〔17〕從個體性的權利保障到群體性的少數民族運動，雖然少數民族爭取權益保障的方式在發生變化，但其目標卻是始終如一，即追求民族認同。而認同的終極目標是回復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與自尊心（self-esteem），歸屬感關係到自己如何被他人看待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使自己在一個同質性社會或群體中得到接納，自尊心關係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是否刻意被污名或貶抑，它決定了個人對群體的融入或疏離。〔18〕少數民族群體希冀藉助群體性的運動 方式，尋求社會歸屬感與自尊心，以主動融入社會的方式，得到社會各界的接納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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