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鄭永年：中國教育哲學的未來

http://www.CRNTT.com   2012-07-24 10:39:02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7月24日訊／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登載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中國教育哲學的未來”，文章指出，現在中國很多所謂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連一個合格的公民的素質都沒有；中國的傳統強調先做人，後做事，但是現在培養的人又怎樣呢？專業主義沒有養成，就連作為公民的基本素質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教育首先沒有把他們培養成人。 　　我們已經簡單討論了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聚焦於儒家和王權。應當強調的是，我們並不想給傳統教育哲學一個簡單的價值判斷。我們這裡主要是一種事實的陳述，討論和西方比較而言，中國教育哲學的一些特點。中西方不同的教育哲學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從維持王權體系運作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教育哲學非常成功。中國傳統文化沒有中斷，也和這種教育哲學有關。上面強調過，儒家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統治哲學。但如果從知識創新的角度看，儒家教育哲學就顯得過於保守了，導致了王權政體的簡單重複。 　　那麼，近代以來中國的教育哲學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近代以來，中國教育哲學的變化和政治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關。社會政治結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分權，二是革命。這兩個結構特征都為教育哲學的變化創造了條件。 　　首先是分權，即權力的分散狀態。清末以後，中國政治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傳統王權的衰落，但新政權則沒有建立起來，這導致了權力的分散。和歷史上每次王權衰落一樣，權力的分散狀態導致了思想界的異常活躍。但這次知識界的活躍有其自己的新特點。傳統上，當王權衰落的時候，思想上儘管活躍，但還是在傳統的邊界之內。清末之後，則表現為傳統上王權主導的儒家不再是主導性教育哲學，向西方學習成為風潮。其次是革命。革命是為了建設新政權。那些致力於革命的政治力量，需要新的知識體系的支持，它們也盡力訴求於新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哲學。 　　這些變化也導致了知識界的變化。主要有二方面。第一是知識分子作為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群體的意識開始產生。晚清廢除科舉制度之後，知識界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突然不見了，傳統上高度制度化的“學”與“士”之間的關聯中斷了，而新的關係則沒有建立起來。這種脫離對知識界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中之一就是獨立意識的出現。第二是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開始產生。“五四運動”之後，各種從西方輸入的知識體系相互競爭。政治力量對這些知識體系當然有所選擇，但這並沒有妨礙知識界對這些知識體系的執著追求。 　　即使在蔣介石時代，這種政治和知識之間的邊界還是存在的。蔣介石建立的政權不可說不專制，但這個邊界是存在的。如果知識群體干預政治，蔣介石政權會干預教育和知識界，甚至鎮壓。但如果知識界對政治不感興趣，政權對知識界並沒有過多的干預。這種新的發展給中國造就了新的教育哲學，造就了新的教育體系。多年的積累，到了西南聯大時期可以說是達到了頂峰。西南聯大集中了近代以來中國教育界最優秀的人才，也為國家培養出大量的人才。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