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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之雷震:所主張的和反對的

http://www.CRNTT.com   2013-07-13 08:20:04  


 
  可雷震不是一個甘心做中學校長的人,在1927年年底離開湖州到南京。這時南京政府法制局剛成立,首任局長是王世傑,他是著名法學家,也是國立武漢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學的專業和雷震一樣。兩人一見如故,從此雷震的政途一路暢通。王世傑到了教育部,雷震到教育部,王世傑到國民參政會,雷震到國民參政會。

  到國民參政會後,雷震在國民黨內部的個人才幹得到進一步發揮。他雖然是國會參政會的副秘書長,但秘書長王世傑這些人沒有時間分管具體的事情,所有工作都由雷震一個人負責,包括後來的政協、制憲國大,這說明什麼?那時有兩個東西是他作為政治上的明星突出的原因:一是當時國民黨制憲的需要,還有一個是他本人的才幹和他自己所跟的人對他的青睞有關係,蔣介石本人也非常器重他。雷震和當時所有的在野黨,比如青年黨、民社黨、共產黨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周恩來在重慶見到雷震戲稱“雷長官”。而他和胡適的關係陳布雷很奇怪:“你到行政院當政務員時,每次談到北大要經費總幫胡適先生說話,你不是北大畢業的,你是日本留學生,怎麼幫助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北大校長說話?”由此可說明,那個時代他和胡適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而且認同胡適的價值理念和為人。羅家倫在上海時差一點被上海警備區裝在麻袋里扔到黃埔江,被雷震保了下來。

  所以,1949前雷震在國民黨內部從國民參政會開始一直到制憲國大都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比如制憲國大開幕,共產黨不參加,青年黨把名單給了國民黨,但必須等民社黨的態度,如果民社黨不同意,即便把名單公布也不參加。要想想一個國家制憲的大事,所有黨派都不參加,制什麼憲?蔣介石想到了雷震,給他三天時間讓他去上海做張君勱的工作,雷震真做成了。這說明什麼?雷震人脈好,而且他身上確實有一種不偏不倚的東西,即我雖然為國民黨做事,但對其它黨派也是憑著一種公正的心去做。

雷震:一個“無黨無派”的憲政主義者

  騰訊文化:也就是說,他為人公正,人脈很好。他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他之所以後來出版《自由中國》,跟蔣介石反目,有完全不同的政治路徑選擇,在於他骨子里是一個憲政主義者,骨子里認同憲政的價值原則,以這個價值標準區分敵友,一些私情就舍掉了。

  範泓:對。這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接受立憲主義教育有很大關係。我覺得他除了對共產黨這一支有自己的認知之外,對其它黨派沒有敵我之分。如果真的有敵友之分,不可能和各個黨派關係處得那麼好,而且作為一個最重要的中間人和國民黨出面談判的人不可能做得很好。 

  所以他有一個稱號是“無黨無派”,而且另外一個綽號是“統戰部長”,但國民黨沒有統戰部一說。他是為了憲政,政治協商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憲政。

  張耀傑:首先是國民黨自始至終沒有不行憲政,即蔣介石和雷震的區別是時間表問題,蔣介石是活著要掌權。雷震的特點有兩方面:一是有深厚的憲政追求,政治生命就在這點;二是比所有有資格的人有辦事能力。能把這兩點結合在一塊的人,在國民黨內部很少。他價值的不一樣就在於能把這兩點結合得這麼好。 

  騰訊文化:除了制憲國大說服張君勱的民社黨參與,貌似雷震還為蔣介石做了不少“統戰部”的工作。 

  範泓:對。退守台灣後,蔣介石兩次派雷震到香港,那時香港有所謂的“第三勢力”(大體上在國共之外想重新組成一支力量,我們稱這股政治勢力叫做“第三勢力”),不是單純的民社黨,也不是單純的青年黨,由民社黨、青年黨、共產黨以及其它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他們所組成的一股勢力,這股勢力既不跟共產黨走,也不認同國民黨的做法,而是想尋求第三條道路解決當時中國的問題。在港的一幫人里,有很多人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不讓進台灣。

  張耀傑:當時國共雙方爭奪“第三勢力”,周恩來也派人去。

  範泓:雷震從香港回來後,向蔣介石反映了香港的真實情況,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對台灣的看法。

  騰訊文化:包括對國民黨的批評,這種批評中有沒有夾一點雷震的“私貨”,雷震個人對蔣的失望、批評?

  範泓:沒有,有一個歷史細節要講清楚,儘管這幫人不認同國民黨,也不跟共產黨走,但總體上認為台灣政府是可靠的。具體往里分析,雖然是第三勢力,但還是認同蔣介石政府,不認同這邊政府,因為共產黨曾經派程思遠到香港做左舜生的工作,希望他能回來,左舜生根本不理。他是青年黨骨幹人物,在聯合政府做了最後一任的農林部長,他到台灣時間很短,很快就走了。要知道當年台灣才300、400萬人,國民黨一下帶過去了300多萬人,所有孩子的記憶包括很多老人的記憶——找房子非常困難,哪怕高官找一間像樣的房子都很不簡單,很窮,路上沒有街燈,黑暗,不是我們想象當時的台灣很好。王世傑在大陸寫信給雷震,必須把左舜生一家的房子找好,還要讓周至柔(空軍總司令)接他,所有票都安好。而左舜生在台灣待了4個月,覺得不行,就移居香港,從此近20年,1969年重病返台灣治療,死在台灣。所以情況很複雜,我覺得這些民主黨派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既有對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甚至有欺騙的一面。但不管這個政權有多少問題,始終有行憲的目標,而且如今確實實現了,儘管拖了很長時間。雷震到香港慰問,真實反映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給當局。但反過來對蔣介石來說,這些批評不新鮮,以前就是這樣批評的,比如黨化教育、國家軍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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