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根據主要是講“一國兩制”這個基本的制度，法律根據主要講的是香港《基本法》九十五條的基本規定，實踐根據主要是兩地的犯罪狀況和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
在此基礎上，我提出了雙方建立司法互助關係的原則。原則有四項：
一個是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對此比較重要的是，兩地之間的司法互助關係中，能不能採用國際之間、國家之間的一些關係原則的問題。比如說政治犯不引渡，軍事犯不引渡，死刑犯不引渡，本地區居民不移交。對於這些原則，我認爲在內地與港澳特區之間的關係中，不宜採用。同時我提出，移交案犯不受雙方犯罪原則的制約。最後我還提出，要限制使用公共秩序保留的原則。
二是平等協商、相互尊重的原則。
三是有效懲治犯罪的原則。爲了有效懲治犯罪，我提出了簡便性、及時性和規範性等三點見解。
四是合理界定管轄權的原則，也就是區分了雙方互派人員犯罪的管轄，以及其他人員犯罪的管轄。
相互的刑事司法互助關係的主體和模式
主體主要是論述司法互助不能僅僅限於法院之間，還涉及到檢察機關、警方之間等。
我這裏側重探討了司法互助的模式，考察了過去提出的種種見解。比如說由中央統一立法的模式，簽訂區際司法互助的模式，有示範性的模式，有視窗的模式，等等。
對這些我進行了一些分析，就是既從一國兩制出發，從雙方實際的管道等各方面條件出發，最後提出傾向於採取委員會的模式。比如說從內地來講，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方面的有關機構，組成司法協助委員會；而港澳特區根據各自的情況，雙方簽訂協定，之後再分別通過兩個特區各自的立法，而不能僅僅是一個對各方來講都是不規範的方式。
尤其是香港特區，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法制社會。如果光是簽訂一個協定，顯然不足以進行司法運作。
司法互助內容涉及七個方面
第三個大部分是談到了雙方進行司法互助的內容，涉及到哪些情況是需要的。最後列出來，在現階段需要進行司法互助的主要事項，涉及到七個方面：即犯罪情報交流，緝捕犯罪嫌疑人，文書送達和調查取證，移送犯罪嫌疑人，案件管轄的移交，已決犯的移管，贓款贓物的追繳和移交。
這篇文章是我前兩年在香港講課的時候，斷斷續續寫成的，其中也引入了一些香港方面的觀點，包括今天在座的香港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女士的觀點。因爲當時由於張子強案件，引發了一些情況，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觀點。
兩岸四地司法互助打擊犯罪
是現實需要但不易實現
犯罪的存在和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都是不爭的事實。現在不同的地區共同研究打擊犯罪，就必須研究如何才能很好地進行司法協助。各地區打擊犯罪如果本地區單方面就能夠成功，就沒有必要研究各地區司法協助的問題。而正是因為一地區由於地域的限制、制度的制約，甚至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妨礙了有效地打擊犯罪，所以才需要建立一個相互的司法互助關係。因此，司法互助關係，應該是合作打擊犯罪問題中一個重要的、制度性的、規則性的方面。
雖然這個問題談了很長時間了，但是還不能令人滿意。比如澳門與內地相對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意見，但是也有毛病。因爲有些問題沒有經過深入的思考，做出來之後，也可能不符合內地的法制，將來再推行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內地與香港之間，由於各種政治因素以及各方面的干擾，還是有些妨礙。原來一些期望能夠很快推行的，但是過了若干年還是沒有實現。
我覺得移交逃犯的問題，應該儘快達成，即使不能全部達成協定的話，也應該在此問題上有所突破。
我在大約十年前曾經研究過，內地和台灣之間案件的移交和已決犯的移管問題。當時內地的中央台辦，認爲這個問題應該提上日程，但是現在看，還是遠得很。不僅沒有與台灣談妥，連與香港和澳門都還沒有實現。但是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我覺得還是應該加以促進的。
當時我們主要研究了世界各國和不同地區的移交情況，雖然我們與港、澳、台地區之間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但是所面臨的問題是大同小異的，就是這個內容嘛，只是應該避開國際刑警等容易引起誤解的渠道。但是我感覺，想真正做起來，還是不很容易。
黃英豪：在經濟涉及法律的方面應加強港台大陸的合作
我個人是從事法律工作的，同時在金融和投資方面有一些經驗。今天到會的講者中，警界和法律界的爲主，大家之前也都談得很好，很有啓發性。那麽我今天就針對企業界，提出一兩個觀點，抛磚引玉，與大家分享一下。
金融犯罪越來越厲害
四地金融界如何合作
從十多年以前，我看見台灣地區逐步放寬了對投資大陸的限制，香港就成爲了一個仲介的橋樑。目前雖然名義上說香港在內地的境外投資中佔據了第一位，但是我想，其中相當的部分，都是台灣的資本。台商通過在香港設立平台比如有限公司，通過香港的企業投資大陸。
在這個過程中，從金融界的操作方面，也存在很多或然的風險，因爲目前香港、大陸、台灣屬於三個不同的司法體系。金融機構方面，據我瞭解，大陸的銀行體系基本上是通過計算機實現互通的，企業和個人的很多資訊，可以通過銀行內部監控風險的網絡，進行狀況和背景查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