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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種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創制
孫津(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不僅是一系列的方法創制,它的真實含義是一種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創制,其直接針對是打破責任制以及各種權宜性或過渡性措施的局限、在城鄉統籌的意義上謀求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新農村是 5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理念在農村現代化建設方面的延續,更是社會主義自身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種既延續又改革的原創特性主要體現為,它的建設內容和可能途徑始終是互為因果和互為表裏的;新農村建設的創制必須依據社會主義原則,而新農村的建設成效將確保和充實著社會主義自身的創新發展。

  至少從邏輯上講,20世紀50 年代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過渡時期”之後當然就是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過去不曾有過的新農村了。半個世紀之後,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這個建設目標或任務,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議》,認為這是新形勢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及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不過,《決議》並沒有對這個“新形勢”新在哪里作專門而明確的表述,而且,從“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個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和要求來看,似乎也不能說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特有性質。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不僅學術界在討論、全國各級幹部和老百姓也都在問,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含義到底是什麼。 

  在我看來, 現在重提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方面表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政治理念和發展模式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則預示著現代化競爭中某種新型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創制。這兩個方面是互為表裏的:現代化競爭是進行“新”創制的基本背景和動力,而這個“新”的主要含義是如何建設一種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發展模式。 這種新的創制必須達到兩個主要目的,一是農民個體能夠真實地擁有公有土地的物權(這是實體公正問題),另一是農村有辦法通過國家的二次分配制度獲得公共用品的供給(這是形式公平問題)。事實上,這兩個目的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真實含義,也是這種新農村建設的可能途徑,所以說,“ 社會主義新農村”指的只能是一種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創制 

  然而,上述問題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相關的研究或者基本上是對既定政策的論證和闡釋,儘管也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或者是就某一(或若干)領域(或方面)作所謂規範研究,幾乎完全沒有考慮新農村“新”在何處以及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問題。從實際工作來看,現在最常見的情況就是把什麼事情都叫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管這些事情及其做法是否具有新的含義和內容。這些情況不僅嚴重阻礙了關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建構,而且也極大地減損了這一建設的原創特性,甚至有把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一個空洞口號懸置起來的危險。因此,有必要就涉及“社會主義”及其“新在何處”的三個基本問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創制新型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必須性、合理性及現實性進行說明。這三個問題是,現代化競爭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這個新農村的真實含義、以及建設這個新農村的可能途徑。 

  現代化競爭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 

  之所以要提現代化競爭是因為存在著三個基本事實。第一,現代化是一個幾乎沒有盡頭的競爭過程;第二,中國不得不參與這個競爭;第三,中國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離開或者不能清醒認識這三個事實,根本不可能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 

  現代化已成為一個文明運動,但是它的含義並不在於某個國家或者社會達到一種什麼狀況,而是全球範圍內窮國追趕富國的過程,所以是沒有盡頭的競爭。從各國都捲入這個運動來講,所有國家都進入現代化,只是不同的發展狀況有差異,所以就說現代化水準或程度不同。顯然,至少是為了不做窮國,中國不得不搞現代化,或者說參與現代化競爭。但是關鍵在於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要講共同富裕,所以地少、資源匱乏、以及農民太多就成了中國建設現代化的最大困難,也是必須妥善解決的最大問題;所以只能建設一種既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又不同於中國和外國所有既存模式的新農村。 其他國家不管是否也是地少、資源匱乏和農民太多,只要它不搞社會主義,它就沒有中國的困難和問題,也就不會(甚至不必)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看不到現代化的真實含義、忽視中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特性,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解就必然會出現兩個主要偏向。一是陷入對具體問題和技術運作的糾纏,難以對根本性的創制有整體把握;另一是以發達國家(其實就是西方)為文明標準,從根本上丟掉了社會主義的原創特性和功能。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決議》認為, 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主要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的難點和關鍵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體現了農村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另一方面,中國農村發展和改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必須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加大各方面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這樣才能較快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 

  這兩個考慮的真實含義在於,僅僅講“小康”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而新農村的建設同樣包括城市的因素。具體說來,一方面, 全面小康社會不僅僅是一種物質或財富量的增長,更是社會的整體發展和性質變化,因此必須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與此相適應的辦法。這個方向以及發展的性質就是社會主義,而這個辦法必然具有創新的要求和特徵。另一方面,中國農村的特性是在與城市的比較中成立的,城鄉之間的協調不僅是整體發展的前提,也是這個發展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形態,具備這個前提以及實現這種形態的根本保證在於統籌城鄉發展。顯然,這種統籌不僅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而且也要求政策本身的創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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