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件大事
我們經常說，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擁有八點七萬萬農民的東方國家，要在一定的計劃時期內，使這個國家實現對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決不會不遇到困難的。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所要做的事很多，對於每一個具體的困難，都要採取認真對待的態度，要講求對付問題的方法，創造解決困難的必要條件，將困難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地克服下去。我們共產黨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以不怕困難來奪取勝利的，我們有對付困難幾十年的經驗，這裡面我們就有一條很好的經驗，就是我們要在戰略方面、要在總的方面看問題，要想一想我們的困難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中遇到的前進的困難，還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給我們製造的倒退的困難？是束縛我們取得勝利的困難，還是促進我們奪取勝利的困難？是無法克服的，還是可以克服的？我們總是會遇到種種的困難，客觀世界的萬事萬物都是要在困難中發展起來的，我們的革命鬥爭工作是如此，我們如今的建設發展工作也是如此，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戰略上藐視、在戰術上重視困難的，因為一切困難，不管它們的形式和數量，總是會被我們克服的。
現在，我們要搞新農村建設和改造農業生產，就要把農村發展的動向和出現的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提出來，這裡面有的問題是我們自己出的，也有的是別人對我們的指摘。我們對此要有個分類，比如有的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有的是發展新生的問題，我把這些情況大致總計起來，有如下所記七件大事。
第一件 關於正確處理土地流轉矛盾的問題
關於正確處理土地流轉矛盾的問題，實際上重點是要討論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二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只有弄清楚了這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才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鞏固我們的工農聯盟，團結一致地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有的人說我們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勝利了，為什麼還要提出人民內部的矛盾呢？我看這是很必要的，因為人民的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沒有矛盾的產生，就沒有廣大群眾的覺醒，也就沒有新一次的團結和鞏固。我們只有弄清楚矛盾存在的各個方面，把矛盾的共同點或不那麼矛盾的部分統一起來，就能夠達到我們團結的目的，比如水和砂石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物質，我們用水泥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混凝土那樣堅固的東西。我們過去幹革命，也是把不同階級、不同見解、不同脾氣的人團結起來的，所以矛盾和統一並不是相互妨礙的，而是互為發展、互為轉換的。
為了正確地處理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矛盾問題，就一定要弄清楚什麼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什麼是敵我之間的矛盾，矛盾這個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都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們的農村情況來講，在包產到戶時期，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公有制的範疇，生產力都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因此我們主要解決的是“公”和“私”的矛盾；在大包幹時期，一切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力，除屬於“公”的部分外，還有“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們農民的積極性很高，主要的矛盾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變化，主要集中在“私”的問題上；在現階段，在新農村建設時期，我們既要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又要兼顧到農民的個人利益，這就更要求我們要很好地解決“公”和“私”的問題，為了私人要解決公家的問題，為了公家也要使私人得利。但是不是說我們為了解決“私”的問題，就不要“公”的發展了呢？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的，只有公家很好地發展了，才有私人更好地得利。有的問題雖然從眼前看也許是“私”的利益暫時受到了損害，但從長遠看，它又是發展的。所以我們要辯證地看待問題，對於那些光顧著眼前利益的同志，我們要很有耐心地做工作，使他們對“公”的發展從不接受到接受，最後轉變為十分地歡迎。過去我們的農會也是如此，許多人說“糟得很”，但是不是真的那麼“糟得很”呢？現在看來還是“好得很”的。
這幾年我們土地流轉的項目很多，有些已經流轉，有些還在流轉。新農村有的鎮鄉要發展、有的道路要建設、有的耕田要集約、有的魚塘要改造，就都要流轉土地，因此不可能不涉及到“私”的問題，同樣的，也不能因為要涉及到“私”的問題就不流轉了。現在我們解決人民內部的土地流轉矛盾，主要是通過基層的幹部和依靠群眾中較有威信的黨員，經過解釋或者調解使矛盾得到解決。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比如從前我們主要是發展工業，農田耕地拋荒的就比較多（尤其是二〇〇三年種糧直補以前），農民們一個說“不要種地”，一個說“要種地”，土地就這麼“流轉”了，這裡面也有相當的一部分是村委動員農民複耕的。當時這類的土地流轉是完全沒有手續的，工業和建設徵地也基本靠鎮鄉自主的，直到二〇〇四年的完善徵地補償政策，土地才“值錢”起來。現在土地要流轉了，“私”的問題就上來了，原來拋荒的那些個農民持著九八年發的土地證，說“我要地”，不給解決就是“犯了法”，是要“犯眾怒”的（此類情況在農村較多）。複耕的那些個農民說，“我要種”，他們的理由也實在：原來種糧交稅的時候你們拋了荒，現在我們花了大力氣把地複耕了，糧食種得好好的，你們倒要討回去了，一句話“不能還！”結果一個罵對方“你搶了地”，另一個回道“你莫造孽”，自此以後什麼過去的宗祠、支祠、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都冒出來了，在村裡造成的影響很是不好，我去農村考察時也曾看到過這種情況。
此外的土地流轉矛盾還很多，如原來村裡把拋荒土地和用於公共事業建設取土形成的低窪田拿來開挖改造成魚塘，過了十幾年，那些個“私”字飛到這些個農民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他們的嘴上，說“公家搶了他們的土地，要補償費。”又如有的農民在解放前向地主買的房，在土改後歸了公，現在房子要拆遷了，那農民便擺著不同意，憤然說“政府侵害自己的權利”，不但要把房子產權討回來，還要賠償精神損失費！這些個矛盾在農村是極為普遍的，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但歸根結底，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問題。
還有一種矛盾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它不同於人民內部矛盾，這種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比如我們過去同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內外反動派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根本性問題在於要弄清楚敵我問題，就政治方面來說，就是哪些是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哪些是同人民的利益相違背的。也許有的同志覺得，我們革命勝利了就不存在敵我矛盾了，或者是即便存在敵我矛盾，也是不具備對抗性的，事實並不是這樣，因為我們國內仍然有一小部分的反動勢力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興風作浪，企圖混淆人民內部的思想和是非的辨別，企圖實現他們顛覆活動和可能侵略的陰謀。比如三一四和七五事件發生以後，國內外的有些人就感到很是高興，他們希望中國不斷出現這樣的事件，好有成千上萬的人去反對我們的人民政府。這些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反動分子，不但在西方媒體報刊上大肆污蔑煽動，使國際社會的一部分人受到蒙蔽，而且還說我們的政府是專政的政府，不給他們發表言論自由的權利。
我看來，他們說我們“專政”，我們反而要高興，並且凡是那些反動勢力反對的，我們就都要贊成。這是完全必要的，這也是人民群眾的要求，因為這些反動勢力所希望的正是同我們人民群眾的利益相違背的。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政府和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發起者和堅持者，不反對它，就不能破壞人民的民主專政，就不能分裂和動搖我國之根基，須知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因此我們的專政是為了保衛全國人民的利益，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同一切反動勢力和那些反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作鬥爭而施行的專政。這個專政是能夠對外解決敵我矛盾問題的，尤其是能夠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階段內肅清這些反動勢力顛覆活動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以利於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由於敵我矛盾在一定時期和一定階段是明顯，比如大革命時期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但在大部分時期和階段中又是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的，這就需要我們時刻不能放鬆警惕。就全國來說，為了正確地估計國內存在的敵我矛盾的情況，我們不妨看一看一些事件對我們的影響，這對於我們認識敵我矛盾，正確處理反動勢力和其他犯罪勢力是很有幫助的。
現在有那麼一種情況，即在個別地方有部分的群眾受了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欺騙和煽動，幾十上百的人有組織有預謀地上街去反對政府，並且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經濟遭到了嚴重的損失。而包括BBC、CNN、VOA、自由亞洲電台(RFA)等所謂“言論自由”的西方境外媒體則再一次地進行他們欺騙的宣傳，雪片一樣地製造了其所謂“千名村民聯名抗議非法徵地”、“數百警察驅散維權農民”、“共產黨貪污腐敗，對人民要求不聽不見”、“失地農民維權被抓”、“暴力鎮壓源於土地爭議”乃至“中國當局開槍血腥鎮壓村民”等等的假消息、假報告、假文件，用以蒙蔽事實的真相，企圖製造國內外輿論，以達成其煽動策反和製造騷亂之目的。例如有的地方要施工建設新農村安置小區，原來的農村違建房要進行拆除，有一小部分人受了國內反動勢力和境外非法組織的煽動，多次破壞施工機械、阻擾施工建設，企圖獲取不正當的利益，隨後又有組織有預謀地對當地執法和工作人員進行暴力圍攻和投擲爆竹，並且暗中勾結西方境外媒體對此進行炒作，只要你政府派出所接警後警力到場，那就是“數百警察驅散維權農民”，只要你派出所把為首的故意鬧事人員依法拘留，就一律是“失地農民維權被抓”，他們認為這個可以說話的方法是“飛靈的”，是可以使政府害怕的東西。但我們若真是被這種東西嚇翻了，不敢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那才真是“對人民要求不聽不見”！
又如一些西方境外媒體和境外非法組織，煽動國內一部分人進行地方與地方、村與村之間的暗中串聯活動，對行動策劃、上訪事宜、材料準備等進行有組織地學習和經驗交流，同時在規定時間內每人提交不少於五十人的聯合簽名材料和通訊方式，由專人對材料、視頻等內容進行統一製作、修改和定稿，用於境外媒體和網絡發表，造成我們農村工作的複雜化和尖銳化。由於這一切，使得我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動搖，難以分清敵我的界限，容易輕率地作出結論，例如在我們青年人中間出現了一批憤青。儘管這些人鬧事的主要原因是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煽動，但這裡面我們也要有個分析，就是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個人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還是存在領導上的官僚作風？這些要求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還是不適當的或一時還不能解決的。應當承認，我們的人民群眾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和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的，但有些群眾往往只注意到眼下的、個人的、局部的利益，而看不到或不了解長遠的、國家的和全局的利益。不少同志缺乏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或片面地理解我們的體制政策，也不能夠或不容易理解我們中國是如何從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內外反動派的重重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因此抽象地認識和鼓吹西方所謂的言論自由和民主制度。這些同志還不能很好地認識到，在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和具體的民主，而沒有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民主，比如資本主義所謂的民主制度，是一個黨在台上，一個黨在台下，但這種議會制度只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是只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和民主，而沒有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自由和民主，這種自由和民主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為限度的。
當然，我們在解決敵我矛盾上就要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有所區別，簡單地說來，就是我們對反動勢力行使“專政”的是人民，為了保衛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鞏固和平發展，進行肅清工作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時候我們又是民主的，因為人民是不能對人民自己專政的，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的，尤其是在勞動人民中間，因此主要採取的是民主的討論、說服、批評、教育的方法。具體的民主是一種手段，是屬於政治這個範疇，並且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只有人民生活穩定了，才有逐步改善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