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經典論述以“政治話語”為主要外在形態,存在一定泛政治化傾向,較之於“台獨”論述而言,尚需更多的理論架構支持。在“一中”經典論述的話語體系中,諸多缺少論證的“政治話語”成為這一體系的主要表現形式,而不少學者對“一中”論述的論證更是立基於對政治人物的話語分析,以政策表述為論證依據,從而使經典論述在一定意義上淪為政策復述。可以說,經典論述的泛政治化傾向,是導致台灣方面回避和排斥“一個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話語本身具有重實體結論、輕程式論證的特點,經典論述中許多表述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如“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語表述為大陸方面政界、學界廣泛使用,而“台獨”理論建構者面對這一表述卻並不信服,而是從史料中尋找不利於此的“證據”,形成一套否定經典表述的論述鏈,從而使“台獨”論述“看起來”比“一中”論述更具說服力。大陸學者在形塑“一中”經典論述的過程中,多使用政策言說的研究方法,多數成果都是對兩岸相關政策的解讀和復述,而與之對應的是,對相關問題的理論建構有所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中”經典論述的理論基礎不夠牢靠。反觀“台獨”論者的論述,其論證十分注重對各學科既有理論的改造與應用,多能夠形成一套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一定邏輯性的理論模型與其所提倡的“台獨”理論相匹配。由此,相對於十分強調理論建構的“台獨”論述而言,重政策言說的“一中”經典論述對台灣民眾之說服力略顯不足。
第三,經典論述以“被動回應”為主要形成方式,在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缺少主動理論建構,這導致經典論述與時代相對脫節,話語形態陳舊,而“台獨”論述則可有針對性地掌握話語鬥爭的主動性。在“一中”經典論述的理論論述中,多數論述是針對“台獨”論述的“被動回應”,而缺少“主動創造”,如國際法學者以政府繼承、國際關係學者對公民投票等理論詮釋和分析“一中”經典論述的背景。往往是台灣學者或政治人物提出某些特定的“台獨”說辭(“分裂國家論”、“住民自決論”等),亦即是說,大陸方面的“一中”經典論述的論證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台獨”論述的“被動回應”,而非“主動建構”。這直接導致經典論述未能緊隨兩岸關係發展的形勢及時調整。在當前台灣青年世代已然崛起的形勢下,“一中”經典論述未能及時跟進,引入並建構與之相適應的理論元素。
第四,經典論述的論述邏輯尚存部分不夠周延之處,容易受到“台獨”論述有針對性的挑戰與攻擊。除論述形態和形成方式方面的原因外,“一中”經典論述的兩條論述邏輯,均有尚欠縝密之處,詳言之:1)上述歷史邏輯之論證,其邏輯起點和論證材料無疑是正確的,但就歷史研究的學科特點而言,對於歷史材料和現實證據的解讀,存在著多視角性,同一材料既可以從“一個中國”的角度解讀,也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解讀,特別是“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觀”,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按“政治反抗文化”理論解讀台灣歷史的說辭,客觀事實論證的有效性受到衝擊。2)上述現實邏輯之論證,以無可爭辯的國際法理論與事實為依據,以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為依託,形塑“一個中國”的經典表述形態,對於我們從國際法層面維護“一個中國”的法理事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一論證邏輯的起點是兩岸在國家主權層面的同一性,其論證前提與結論表現出一定的重合性,因而論證結論極易陷入循環論證的邏輯僵局之中,同時,其論證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大陸和台灣在國內法意義上同屬一個國家的理論建構,為台灣方面從國內法層面提出影響兩岸主權統一要素的理論學說提供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