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美金融貨幣博弈下的香港穩定幣新政 作者：王鵬（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摘要】本文以香港《穩定幣條例》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為切入點，系統分析其戰略定位、監管模式及在中美貨幣博弈中的作用。《條例》通過明確穩定幣的定義範圍、設定全額儲備與 T+1 贖回等剛性要求，輔以限量發牌、要求在港設立營運實體以強化可監管性，確立了香港在中國數字金融戰略中的“風險防火墻”與“規則示範區”雙重角色。中美穩定幣監管路徑存在顯著差異，美國以市場擴張驅動、美元鏈上化強化金融霸權；中國則以風險防控為先，通過香港開展差異化試點。香港穩定幣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有助於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減少對SWIFT依賴，同時有利於依托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推動跨境電商與大宗貿易結算。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香港穩定幣對全球金融秩序的良性變革具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在規則制定權與跨境支付網絡重構方面具有開創意義。
在全球金融數字化與地緣政治博弈交織的當下，穩定幣（stablecoin）已經從區塊鏈的技術產物，演變為大國貨幣競爭的新前沿。自2022年俄烏危機爆發、SWIFT被武器化以來，跨境支付體系的安全與自主成為各國政策議程的重點。與此同時，中美貿易與關稅摩擦持續升級，金融脫鈎與制度分化的趨勢愈加顯著。在這一背景下，香港於2025年8月1日正式實施《穩定幣條例》，成為全球首個為法幣掛鈎穩定幣建立全面監管框架的司法轄區。該條例不僅是香港金融監管體系的重大革新，更在中國的數字人民幣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承擔了特殊使命。它在維持內地金融安全防綫的同時，為受控場景下的制度創新提供試驗平台，并通過制度輸出爭取國際規則話語權。本文將以此為綫索，剖析香港穩定幣新政的制度設計、國際比較、戰略意義與未來挑戰。
一、香港《穩定幣條例》的核心內容與戰略定位
香港《穩定幣條例》（Stablecoins Ordinance, Cap. 656）已於2025年8月1日生效。該條例將“法幣掛鈎穩定幣”作為首批納管對象，建立牌照制度，并對發行與相關活動設定足額儲備、T+1贖回等剛性義務；同時要求在港設立實體、落實嚴格的AML/KYC規則，以強化可監管性與可追溯性。配套的過渡期與限量發牌安排，體現監管“審慎起步、穩中推進”的風險控制取向。該制度設計既對接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等國際標準，也在中美金融科技規制分化的背景下，為香港在合規穩定幣領域爭取到“制度供給”與話語空間。 ①
（一）全球首個全面監管框架的意義
首先，條例明確監管範圍聚焦“法幣掛鈎穩定幣”（fiat-referenced stablecoins，FRS），重點規制在港發行行為以及錨定港幣的境外發行行為。條例通過“指定穩定幣/受規穩定幣活動”等定義落實監管邊界，從而避免與既有金融法制重叠。已受《證券及期貨條例》監管的證券、期貨、支付體系與儲值支付工具（SVF）浮存金、銀行存款等既有框架約束的金融產品，都被排除在“指定穩定幣”的適用範圍之外。②
其次，條例和配套措施指引確立了多項重要的剛性合規要求。一是足額儲備。已經被發行并在市場上流通、由用戶持有的穩定幣總量須“100%足額支持”，并以高質量、高流動性的合格資產計提與核對。二是贖回時效。持有人享有按面值贖回的權利，除非獲金管局書面同意延後，否則有效贖回請求應於收到後一個營業日內處理，即“T+1”。三是本地可監督性，即申請人須為在港注册公司或符合規定的受規機構，以便監管措施落實到位。四是強化反洗錢/反恐融資（AML/CFT）方面的要求，如對“旅行規則”（Travel Rule）的落實、對托管/自托管錢包的盡調控制，以及在缺乏有效緩釋時對持有人身份的核驗安排等。上述要求通過《持牌穩定幣發行人監督指引》與《AML/CFT指引（穩定幣發行人）》予以細化。③
再次，發牌與過渡機制體現監管的審慎性。一方面，條例設有6個月過渡期，供存量業務依規申報或退出，防止“硬著陸”；另一方面，監管部門也已多次強調“初期牌照數量有限、循序發放”，并預計首批牌照將在2026年初產生，以確保風險可控，待運營標準成熟後再行擴容。④
（二）香港在中國數字金融戰略中的雙重角色
一是在內地對加密貨幣交易與挖礦的全面禁限前提下，香港通過該條例而建立牌照化與強穿透監管，事實上為“受控場景中的離岸試驗”提供了法律支撑與實踐場景。它既與內地“防風險、守底綫”的政策基調保持一致，又避免無監管的跨境外溢。
其二，香港在對接FATF等國際標準的同時，通過儲備管理、贖回紀律、錢包盡調與旅行規則等“可嫁接、可複製”的制度模塊，形成面向區域與國際市場的“規則供給”，為未來在特定合規場景下探索人民幣相關的穩定幣形態與跨境支付應用積纍監管與運營經驗，從而提升香港在穩定幣國際分工中的制度影響力與對接能力。⑤
二、中美穩定幣監管路徑對比：市場擴張抑或風險控制？
下文將綜合梳理并比較美國穩定幣監管的核心制度設計、目標導向與中國香港的戰略路徑，然後深入對比兩者差異背後的監管哲學，從而厘清在中美競爭背景下兩種制度模式的邏輯分野與潛在影響。
（一）美國路徑：市場擴張驅動與美元鏈上霸權建構
總體來看，美國監管路徑具有兩重目的：一是藉由穩定幣規範促使市場采用美元穩定結算形式，護持美元霸權；二是通過嚴格監管條款維護金融安全，但其核心仍是以商業力量擴展美元穩定幣生態為主導。
美國近期推進的穩定幣監管立法呈現出鮮明的市場擴張與美元霸權護持的雙重特徵。2025年7月生效的《天才法案》（Guiding and Empowering National Innovation for US Stablecoins Act, GENIUS Act）確立了聯邦層面的支付穩定幣監管框架，明確要求此類穩定幣必須1:1全額儲備，儲備資產可以是美元現金、美國國債、保險存款或其他經監管機構批准的高流動性、安全資產。這一設計旨在確保穩定幣可隨時按面值贖回，降低流動性風險，同時因美債被納入合格儲備資產範圍，客觀上也增加了對美國國債的結構性需求。多家機構分析認為，這將進一步鞏固美元及美債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地位。從政策效果看，穩定幣儲備的國債化不僅將其嵌入美國貨幣市場的融資循環，也可能通過利率和流動性渠道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工具產生聯動。這一趨勢已在國際清算銀行和IMF的研究中被多次討論。 ⑥
其次，美國監管部門對長臂管轄與技術嵌入制裁機制的發展與使用存在強烈偏好。如針對USDC的發行平台，需接受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的實時制裁能力嵌入，其賬戶可在制裁名單中被迅速凍結。顯然，美國設計此類機制，目的就在於通過金融基礎設施與合規鏈路延伸其國家安全工具的外溢能力，從而實現護持美國貨幣金融霸權的目標。
再次，美國監管設置“非合規穩定幣名單”，排斥未經認證的穩定幣進入其金融生態，對涉嫌規避監管的穩定幣平台設立法律壁壘。此舉不僅形成市場護城河，也構建起美元主導的鏈上金融新秩序。
（二）中國路徑：內地禁令背景與香港差異化試點策略
相比之下，中國對加密貨幣及穩定幣采取了嚴監管模式。人民銀行及多部委早在2021年就明確指出，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挖礦與交易存在衝擊金融穩定及外匯管理秩序的風險，因此總體上禁止此類活動。這種政策基調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國家貨幣主權與金融控制權的高度重視。
然而，考慮到數字金融與跨境支付創新的時代需求，中國正在通過香港啓動穩定幣試點。從公開信息看，香港首批穩定幣試點項目涵蓋了跨境貿易支付、數字債券結算等實體經濟場景。參與主體包括中銀香港、京東科技等；在內地禁止加密貨幣交易的背景下，這些有牌照與風控要求的創新項目在香港將獲得“可控試驗”的新平台。
上述路徑體現出中國監管邏輯的“風險管控優先”特徵：首先禁止在內地無監管推廣；其次在香港依托法律框架與監管沙盒機制，開展有條件實驗，并仍強調必須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前提。在這一策略下，穩定幣將不再扮演金融投機工具的角色，而將發展為嚴格規範下的金融創新。
（三）中美監管模式差異背後的哲學分野：商業優先與風險防控
對比來看，美國與中國（香港）的監管哲學存在明顯不同。美國路徑更偏重“市場優先”，即高度信任商業力量的主觀能動性，并藉此促進美元穩定幣生態的全球擴張。同時，其監管結構也為美企發展提供一定的制度支持與成長空間。儘管在制度與基礎設施層面嵌入了可執行的制裁與攔截機制，整體指向仍是通過推動美元計價穩定幣的全球擴張來鞏固美元主導權并放大相關金融收益。
反觀中國（香港）路徑，不僅強調監管對創新的前導地位，還體現了對制度安全的高度敏感。在最高決策層對加密技術蔓延有所擔憂之下，衹有在香港這種相對獨立且可控的金融環境中，才能允許創新試點存在。但即便如此，監管并未鬆綁，而是通過足額儲備、合規結構要求，確保風險可控。總體而言，中國路徑秉持風險優先，采取穩妥試點的策略。
綜上，通過中美兩條路徑的對比可以清晰反映出兩大經濟體在穩定幣治理上的根本立場差異：美國欲藉穩定幣實現既有的美元金融霸權的“再生產”，而中國則藉創新試點探尋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主權保護的平衡路徑。
三、香港穩定幣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關鍵作用
香港穩定幣的發展不僅是重要的技術創新，更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中的關鍵一環。穩定幣不僅可提供繞開傳統中介的跨境支付渠道，降低對美元主導體系與SWIFT的依賴，而且由於香港具備較為完備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與清算體系，也為中國穩定幣的流動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堅實保障。⑦
首先，在香港建立的穩定幣監管框架下，合規發行的法幣錨定穩定幣被部分市場主體視為降低對單一美元主導支付網絡依賴的可選方案。既往實踐顯示，SWIFT作為全球同業報文系統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已被用於實施制裁與限制措施：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多家主要銀行被移出SWIFT，導致其對外支付清算受阻并引發金融市場波動。這一經驗揭示了傳統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在政治風險維度的脆弱性及其對美元體系的路徑依賴。與之相比，合規穩定幣及其他新型數字支付安排（包括央行數字貨幣試點等）在技術上能够支持點對點的跨境價值轉移，具備近實時、7×24小時結算的特徵，并在部分場景中呈現出低於傳統通道的交易成本。不過，其成本與效率優勢取決於具體產品設計、鏈上/鏈下合規流程與流動性供給，且仍受到反洗錢/制裁合規、價格與對手方風險等因素約束。因此，此類工具被一些國際參與者視為分散美元支付網絡集中度的潛在補充路徑，但其實際替代效應仍有待在嚴格合規框架內通過更大規模與更長周期的實踐檢驗。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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