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與結論
亞中兄的兩岸統合學會所推動的“兩岸和平發展路徑”系列研討會始於2009年年中，迄今已連續舉辦六次：從2009年6月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第一場到如今的第六次，足跡遍佈兩岸日本、澳洲。從個人的角度、重溫歷次研討會的焦點，大致整理出一種邏輯，從“和平協議”、“發展路徑”、“核心難題”到“史觀、論述”、“深化和平”、“政治安排”。看起來第一次亞中就希望能議出民間版的“第三憲”，其後退回到安排路徑，再退到難題釐清，其後的三次集中討論兩岸“認同”“互信”及其與其他議題的相關性。然而我們如果深一層去思考，就可能產生若干根本性的疑慮：
第一是“認同”“互信”及其與其他議題的相關性是什麼？是先有“認同”，從而建立起“互信”，有了“互信”所以兩岸的和平得以深化，兩岸的政治安排可以被接受嗎？但是兩岸的和平，如果以無戰爭視為和平狀態的話，從李登輝到民進黨，兩岸之間形勢緊張，並無戰爭，則兩岸和平不完全來自“認同”“互信”；兩岸經貿制度的建立，不來自“互信”，否則雙方的領導人無須多次強調建立“互信”，兩岸關係中這樣的一種事實，說明了“認同”“互信”及其與兩岸其他議題之間的相關性，不是線性的因果關係，也可以是非線性的辯證關係。
第二是事實上如果不調整我們的假設，亞中兄的台北會談、北京會談的討論就沒有邏輯基礎。因為我們立題討論“認同”“互信”，就說明了兩岸的“認同”“互信”是不足的，是脆弱的；既然如此，在“認同”“互信”沒有得到強化之前，我們研討兩岸的和平深化，制度安排就不可能是行動方案。然而我們要的假設調整為非線性的辯證關係時，我們的研討就必須朝著當下可行的方案作建議，以便創造增加“認同”“互信”的可能性。
第三如果順著上述的邏輯，則兩岸統合會的研討會，最應該做的事——是對兩岸官方各自提出各種各樣可行的方案和策略，並探究可行方案的實踐可能性和時機點，或是研究如何排除實踐的障礙，以便每次的研討都能整理出整套系統的“實踐方案”，提供官方參考。否則研討會本身就欠缺積累性，無法留下這個時代的中華精英為民族和平統合的重要足跡。
第四如果以後我們舉行的研討是以方案取向的討論，我們就可以針對不同的方案，邀請不同立場的專家學者或實踐者（官員、退休官員、業者等）共同參與，兩岸議題的學者也可以得到學習、充實和參與的機會。這樣我們每一次的研討會規模不論大小，但每一場的研討會的規模可以大幅縮減，加上我們對會場佈局安排，以及會談規則的新設計，相信每次的研討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收獲，而不至於花費太多的時間在老問題、老困難、老立場上打轉，降低了參與的熱情，從而無法突顯出兩岸統合學會的特色。
在兩岸之間的兩岸關係的研討會大概從90年代開始，大大小小不知凡幾，雖然大家都是殫精竭慮，求新求變，但是誠如朱衛東在此次研討會上的“三老”（老問題、老朋友、老意見）感慨，確實我們應該警惕習總書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提醒，把想法轉為辦法、從務虛轉為務實，改變知行對立為知行合一，鋪陳路徑，開渠引水。不論結果如何，都實踐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承擔。
嚴安林：第二小組總結
小組討論的四個特色
一是投入。也許與會者的立場不同，觀點不同，但大家對討論都是高度重視、高度投入、高度坦誠，充分地表達了各自的觀點和意見，可以說是無話不談，暢所欲言。
二是理性。大家觀點固然不盡相同，討論過程也相當熱烈，甚至有“你來我往”的交鋒，但態度都是相當理性，都是面對問題、討論問題，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三是深入。由於會議主辦方在議題的設定上是主題鮮明，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大家的討論也是高度聚焦、高度深入、高度透徹。
四是建設性。大家討論中提出的不少建議既有針對性，更具有參考性與可操作性，對兩岸執政當局應有決策參考價值。
下面逐項彙報討論中的主要觀點和分歧。
第一個議題：目前兩岸關係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
本組多數學者的觀點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機遇，有挑戰，機遇中存在挑戰，挑戰中蘊含機遇，總體看是機遇大於挑戰。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遇
從機遇方面來看，主要有：
（一）大陸對台政策方面。一是中國大陸把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確定為同一個大的目標，這樣的政策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獲得了更大的時空背景與更高的地位；二是對統一前一個中國框架的提出，提供了擴大“一中”外延、豐富“一中”內涵與探索“一中”最大公約數的可能性；三是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對台灣情況與對兩岸關係的深刻瞭解，有利於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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