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提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明顯不同，談兩岸認同，應該將重點擺在國家認同的討論及政治認同上，無需過多糾纏民族認同。
如何重建台灣社會的中國認同？或者是如何培養兩岸共同的認同的問題，有台灣學者提出兩岸開展政治對話，重點討論如何從“主權對立”走向“主權共享”，建議通過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來商討兩岸的“憲法性文件”，提出實踐的路徑是“正視現實，治權共存，主權共享”。有台灣學者提出“處理中華民國政府政治定位有助於政治互信與民族認同”。對此，同樣是台灣的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即使正視“中華民國政府”未必能夠解決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認同問題解決的關鍵是教育，教育才是影響認同的核心要素，需要馬英九當局對台灣的教育撥亂反正，需要克服台灣社會的“去中國化”與“美化”問題。
也有台灣學者從競爭力論壇所做的民調資料提出，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出現了積極性的變化，看台灣民調要看真實的民調，而真實的民調來源於題目的設計合理。多數學者認為，認同屬於思想意識範疇，需要長期積累與培養，不是短時期內可以改變，對此既要有緊迫感，更需要耐心。
三、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問題
（一）與會者普遍同意，目前兩岸間的政治互信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是兩岸大交流、大合作與大發展的基礎。5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實踐已經證明：兩岸彼此間的互信在增多，共識在發展。
（二）與會者同時也承認，目前兩岸間的政治互信還比較薄弱，基礎並不堅實。這樣的狀況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由開創階段進入鞏固與深化階段有關，也是兩岸學者以此為議題進行探討的原因，包括兩會協商還處於“先經濟”的階段，兩岸間客觀存在的政治問題還沒有觸及，更談不上有所解決。
（三）鞏固政治互信十分必要，這是與會者的普遍共識。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政治互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兩岸共同努力給予強化。
（四）如何鞏固與強化兩岸間的政治互信？與會者的建議十分豐富，主要有：一是開啟民間政治對話，推動兩岸關係全方位發展；二是加強政黨高層互訪溝通機制，有人提出從“九二共識”到“一中框架”、“共表一中”，國、共在此問題上達成的共識有利於兩岸互信的加強，“習吳會”就“減緩了國共戰略互疑”，強化了兩黨政治互信；三是強化兩岸互信，需要民進黨“以自己的方式”正視“九二共識”，共同維護“憲法”；四是台灣方面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的軍政戰略，即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也不再唯中共為敵；五是加強“政黨協商、兩會簽署、各自法政體系落實一個中國的法律框架”；六是加強兩岸間在政治基層、經濟實體、社會組織與文化團體之間的互動和共同記憶的建構；七是超越政治上的分歧，務實面對客觀矛盾，在可能的領域形成共識，培養互信，如在兩岸人民同屬於中華民族等方面多做文章。
第三議題：兩岸政治安排與和平發展
一、兩岸間需要開展“政治安排”
自從中共“18大”提出“合情合理安排”這6個字以後，“合情合理安排”成為兩岸關係研究學者的重點與焦點，也是“北京會談”的一個重要議題。
（一）開展“合情合理安排”是統一前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是兩岸關係形勢、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台方意願不強烈的原因在國民黨與民進黨政策上的實用主義。而“合情合理安排”最早在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就已經提出，所以，不是“要不要安排”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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