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
中美經貿交往規模龐大、內涵豐富、覆蓋面廣、涉及主體多元，產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難免。兩國應以全局綜合的視角看待，從維護兩國戰略利益和國際秩序大局出發，以求同存異的態度妥善處理分歧，務實化解矛盾。但是，現任美國政府通過發布《對華301調查報告》等方式，對中國作出“經濟侵略”、“不公平貿易”、“盜竊知識產權”、“國家資本主義”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責，嚴重歪曲了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無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和中國人民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這既是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對美國人民真實利益的不尊重，只會導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級，最終損害雙方根本利益。
（一）不應僅看貨物貿易差額片面評判中美經貿關係得失
客觀認識和評價中美雙邊貿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貨物貿易差額。中國並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事實上，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更多是美國經濟結構和現有比較優勢格局下市場自主選擇的自然結果，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進行結構性調整。美國無視影響中美經貿關係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強調兩國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將責任歸咎於中國，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中美雙邊貨物貿易不平衡現象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國一直處於順差地位，1992年之後中國轉為順差並持續增加。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化生產普遍存在的今天，雙邊經貿關係內涵早已超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即雙向投資中的本地銷售）也應考慮進來。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三項因素，中美雙方經貿往來獲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淨收益占優（圖4）。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為541億美元，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占有顯著優勢。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於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元的銷售額，美國占有4558億美元的優勢，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優勢更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利益》認為，從商業利益角度分析，考慮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對雙邊經貿交往的影響，美國實際上在中美雙邊貿易交往過程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淨利益。根據其計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國家企業子公司的貢獻等，2017年美國享有203億美元的淨利益（注1）。
（此處插入圖4，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差額長期存在並不斷擴大，是多重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結果。
第一，這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的必然結果。從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一國經常項目是盈餘還是赤字，取決於該國儲蓄與投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典型特征是低儲蓄、高消費，儲蓄長期低於投資，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淨國民儲蓄率僅為1.8%。為了平衡國內經濟，美國不得不通過貿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國儲蓄，這是美國貿易逆差形成並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1971年以來，美國總體上處於貿易逆差狀態，2017年與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美國貿易逆差是一種內生性、結構性、持續性的經濟現象。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是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的階段性、國別性反映。
第二，這是中美產業比較優勢互補的客觀反映。從雙邊貿易結構看，中國順差主要來源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制成品，而在飛機、集成電路、汽車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和農產品領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國對美農產品貿易逆差為164億美元，佔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總額的33%；飛機貿易逆差為127.5億美元，佔中國飛機貿易逆差總額的60%；汽車貿易逆差為117億美元。因此，中美貨物貿易不平衡是雙方發揮各自產業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市場自主選擇的結果。
第三，這是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生產布局變化的結果。隨著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深入發展，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生產成本低、配套生產能力強、基礎設施條件好等優勢，來華投資設廠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從貿易主體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商投資企業。隨著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融入亞太生產網絡，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等其他東亞經濟體對美的貿易順差。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占美國總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為2017年的11%，同期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占比則由9.4%上升為46.3%（圖5）。
（此處插入圖5，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注1：德意志銀行：《估算美國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利益》，2018年6月。（未完待續）
第四，這是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的結果。美國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方面擁有巨大競爭優勢，但美國政府基於冷戰思維，長期對華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人為抑制了美國優勢產品對華出口潛力，造成美企業喪失大量對華出口機會，加大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7年4月的報告分析（注1），美國若將對華出口管制放鬆至對巴西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24%；如果放鬆至對法國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縮減35%。由此可見，美國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潛力遠未充分發揮，美國不是不可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只是自己關閉了增加對華出口的大門。
第五，這是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結果。二戰結束後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美國利用美元“囂張的特權”（注1）向世界各國徵收“鑄幣稅”，美國印制一張百元美鈔的成本不過區區幾美分，但其他國家為獲得這張美鈔必須提供價值相當於10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客觀上需要承擔為國際貿易提供清償能力的職能，美國通過逆差不斷輸出美元。美國貿易逆差背後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礎和國際貨幣制度根源。
此外，美國統計方法相對高估了中美貨物貿易逆差額。中美雙方的統計差異長期存在，且差異較大。2017年，中國統計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美國統計對華逆差接近3958億美元，相差1000億美元左右。由中美兩國商務部相關專家組成的統計工作組，每年就中美貿易統計差異進行一次比較研究。根據該工作組測算，美國官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根據中國海關和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的統計，雙方統計結果在最近十年來的走勢和變動幅度大致相同（圖6）。引起差異的原因包括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之間的差異、轉口貿易增值、直接貿易加價、地理轄區、運輸時滯等。
（此處插入圖6，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若以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國對華逆差將大幅下降。中國對外貿易具有大進大出特點，中美貿易亦是如此。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貿易方式看，中美貿易不平衡的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獲得的增加值，僅占商品總價值的一小部分，而當前貿易統計方法是以總值（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全額）計算中國出口。世貿組織和經合組織等從2011年起倡導以“全球製造”新視角看待國際化生產，提出以“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實際地位和收益，並建立了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以2016年為例，據中國海關按照傳統貿易總值的統計，中國對美順差額為2507億美元；但若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從貿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394億美元，較總值方法減少44.4%。
（二）不應脫離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談論公平貿易
近年來，美國從倡導“自由貿易”轉向強調所謂“公平貿易”，並賦予其新解釋。現任美國政府強調的所謂“公平貿易”不是基於國際規則，而是以“美國優先”為前提，以維護美國自身利益為目標。其核心是所謂“對等”開放，即各國在每個具體產品的關稅水平和每個具體行業的市場准入上都與美國完全一致，尋求絕對對等。在美國政府看來，美國與其他國家市場開放“不對等”使美國處於不公平的貿易地位，並導致雙邊貿易不平衡。這種對等概念，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互惠互利原則並不一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考慮了各國發展階段的差別。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這種制度安排是在尊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權的基礎上，積極吸納新的發展中成員加入，以擴大成員數量、增強多邊體制的包容性，也體現了以當期優惠換取後期開放的互惠原則。對於發展中成員而言，由於其處於發展初期階段，需要對產業適度保護以促進良性發展，其市場隨經濟發展擴大後，也將為發達國家帶來更多商業機會。發展中成員享有差別和更優惠待遇，符合包括發達成員在內的各國各地區長期利益，這種制度安排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公平。2001年，中國通過多邊談判以發展中成員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發展中成員待遇。十幾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中國有13.9億人口，經濟總量數據顯得較為龐大，但這沒有改變人均發展水平較低的現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7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643美元，僅為美國的14.5%，排在世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國還有3046萬農村貧困人口。僅以中國經濟和貿易總規模較大為依據，要求中國和美國實現關稅絕對對等是不合理的。美國追求絕對對等的做法，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原則（專欄1）。
（此處插入專欄1，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注1）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對華出口的政治障礙與美中貿易赤字》，2017年4月10日。
（注1）巴裡·艾肯格林：《囂張的特權：美元興衰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
世界貿易組織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則，是各國就所有產業開放市場實現總體互惠和利益平衡，並非狹義局限於每個產業或產品承諾水平對等。由於資源禀賦、產業競爭力的差異，很難實現兩個經濟體絕對對等開放，不同產業關稅水平是有差異的。如果按照美國絕對對等邏輯，美國自身也有大量不公平和不對等的情況。例如，中國對帶殼花生、乳製品和貨車徵收的關稅分別為15%、12%和15%－25%，而據世界貿易組織關稅數據顯示，美國相應的關稅分別為163.8%、16%和25%，均高於中國（表2）。
（此處插入表2，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事實上，中國在切實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後，還主動通過單邊降稅擴大市場開放。截至2010年，中國貨物降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中國並未止步於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而是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等方式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給予最不發達國家關稅特殊優惠，多次以暫定稅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進口關稅水平。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15年中國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已降至4.4%，明顯低於韓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已接近美國（2.4%）和歐盟（3%）的水平；在農產品和制成品方面，中國已分別低於日本農產品和澳大利亞非農產品的實際關稅水平（表3）。2018年以來，中國進一步主動將汽車整車最惠國稅率降至15%，將汽車零部件最惠國稅率從最高25%降至6%；大範圍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涉及1449個稅目，其最惠國平均稅率從15.7%降至6.9%，平均降幅達55.9%。目前，中國關稅總水平已進一步降為8%。
（此處插入表3，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美國所主張的“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否定各國發展階段、資源禀賦和優勢產業的客觀差異，無視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勢必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產業造成衝擊，造成更大範圍的不公平，最終也不利於美國企業擴大國際市場，分享發展中國家發展機遇。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國際上有的人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占了便宜，其他國家吃了虧。事實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土地等資源與國際資本、技術相結合，迅速形成巨大生產能力，推動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在此期間，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持續擴大，規模從2001年468.8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億美元，年均增長6.9%，跨國公司分享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機遇。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在環境、產業調整等方面承擔了較大成本。
（三）不應違背契約精神指責中國進行強制技術轉讓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企業為了拓展新興市場、節約生產支出、實現規模效益和延長技術獲利時間，主動與中國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訂立契約合同，把產能和訂單向中國轉移，這完全是基於商業利益的企業自願行為。不能因為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就把原本雙方自願的交易活動歪曲為強制技術轉讓，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對契約精神的背棄。
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合作過程中發生的技術轉移，源自發達國家企業出於利益最大化考慮的主動技術轉讓及產業轉移。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表明，任何一種產品都會因新技術的應用而經歷一個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跨國公司在努力開發新技術的同時，需要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已落後或是標準化了的技術，以延長依靠舊技術獲取利潤的時間，並為新技術研發應用騰出空間和要素資源，也間接分擔研發成本，技術轉讓和許可是常用的商業合作模式。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微軟、英特爾、高通、寶潔、通用電氣、朗訊等美國公司相繼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目的是更好適應和開發中國市場。多年來美國在華企業通過技術轉讓與許可獲得了巨額利益回報，是技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業合作中，中國政府沒有強制要求外商投資企業轉讓技術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業技術合作和其他經貿合作完全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的契約行為，雙方企業都從中獲得了實際利益。一般來說，外國企業技術收入有三種模式：（1）一次性轉讓，可以按轉讓價結算，也可以折價入股；（2）銷售的設備、零部件或產品中，包括技術收入；（3）技術許可，收取許可費。比如，當一家具有技術優勢的外國企業銷售設備給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由於不掌握設備的某些技術，需要長期多次購買設備提供方的技術服務和零部件，在此情況下，中國企業願意以一次性付費的方式向外方購買部分技術。這種技術轉讓要求，屬於企業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礎上的正常議價談判，無論分次支付技術費還是一次性支付技術費，都是國際商業技術交易中常見的做法。美國政府將外商投資企業通過訂立商業合同與中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轉讓或許可其技術、共同在中國市場上獲得商業回報的自願合作行為稱為“強制技術轉讓”，完全是對事實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國在某些領域的股權合作符合中國的國際義務、各國慣例和實踐，不能被混淆為“強制技術轉讓”。而且，近幾年中國對外商投資的股權限制不斷放開，外國企業自由選擇權不斷擴大（專欄2）。在此過程中，中外企業股權合作仍然不斷深化，完全是雙方基於商業原因的自由選擇。
（此處插入專欄2，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美國政府關於中國“偷盜”先進技術的指責是對中國科技進步艱苦努力的污蔑。中華民族是勤勞智慧、善於創造的民族，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發展，中國科技進步是中國長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結果，是全體人民特別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勞動的成果。2000年以來，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長。2017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1.76萬億人民幣，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2.13%（注1），已經接近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中國有2613所高等學校，10.9萬家各類研發機構，超過621萬研發人員，2017年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403萬人年，其中企業占77.3%。（注2）2017年，有113家中國企業進入“2017全球創新1000強”榜單（注3），僅次於美國、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8年7月發布的“2018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中國由2016年的第22名升至第17名（注4）。2017年，中國專利申請369.8萬件，授予專利權183.6萬件（注5）；發明專利申請量達138.2萬件，同比增長14.2%，連續7年居世界首位（注6）；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數字，2017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途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達4.9萬件，僅次於美國。有10家中國企業進入企業國際專利申請量前50位。美國前財政部長、著名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說：“你問我中國的技術進步來自哪裡，它來自於那些從政府對基礎科學巨額投資中受益的優秀企業家，來自於推崇卓越、注重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制度。它們的領導地位就是這樣產生的，而不是通過在一些美國公司持股產生的。”（注1）
（四）不應抹殺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巨大努力與成效
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立法、執法和司法層面不斷強化保護（注2），取得了明顯成效。美國政府2016年以前的官方報告，也積極肯定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的成績。中國美國商會所做的年度商務環境調查顯示，其會員企業在華運營的主要挑戰中，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已由2011年的第7位降低到2018年的第12位。近期美國政府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是有悖事實的，完全抹殺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巨大努力與成效。
中國建立並不斷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法律保護力度不斷提高。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套完備且高標準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走過了發達國家通常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路程。目前已經建立了從法律、規劃、政策到執行機構等知識產權保護、運用和管理的完整體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總幹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曾評價稱，“這在知識產權發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2013年，中國修訂了《商標法》，增加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將法定賠償限額從5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保護力度大幅度提高。自2014年啟動的《專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工作，提出了加強專利權保護的相關建議措施，包括加大對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完善證據規則、完善行政保護措施、加強網絡環境下專利保護等。2017年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進一步完善了商業秘密的保護，明確市場混淆行為，拓寬對標識的保護範圍，同時強化了對有關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1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施行，該法規定：“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並明確規定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加強了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充分發揮司法保護主導作用。2014年，中國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跨區域管轄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自2009年以來，中國共設立了天津、南京、蘇州、武漢、西安等16個知識產權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水平。2013年至2017年，中國法院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813564件，審結781257件。2017年，中國法院共新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13480件，結案202970件，分別比上年增加46%和43%（注1）。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國家。中國依法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2016年，中國法院共審結涉外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25.6%（專欄3）（注2）。中國處理涉外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周期是全世界最短的之一，北京知識產權法庭平均為4個月。由於司法程序快捷，目前中國法院已被國際上視為知識產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雙方當事人都是外國人。
（此處插入專欄3，內容請見新華社新聞圖片專線所配發的相關稿件）
（注1）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
（注2）同上。
（注3）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所屬思略特管理咨詢公司：《2017全球創新1000強》。
（注4）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2018》。
（注5）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8年2月28日。
（注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新聞發布會，2018年4月24日。
（注1）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站（https：／／www.cnbc.com），2018年6月27日。
（注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白皮書，2018年6月。
（注1）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數據。
（注2）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16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