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大維德與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
1、學者收藏家大維德
如前所述，大維德自購得鹽業銀行那批清宮舊藏後，開始系統、深入地研究中國瓷器，特別是官窑瓷器。他對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傳過程都做了相關考證，並且將器物上所有的款識都翻譯成英文。《大維德所藏中國陶瓷圖錄》中每件器物詳細的說明文字都是由他自己提供。1929年他在《東方藝術》雜誌(《Eastern Art》)上發表了《論秘色窑》(《Some Notes on Pi-se Yao》)，1933年、1936年又分別在《東方陶瓷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發表了《項元汴歷代名瓷圖譜》(《Xsiang and His Album》)和《論汝窑》(《A Commentary on Ru Ware》)等文章。
大維德不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於汝窑研究的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他也開始了古籍善本書的收藏，並陸續購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箋》、1637年版《天工開物》、1744年版《陶說》、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間，幸運地發現了蘇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論》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論》13卷本，當時很多學者如西方兩個最著名的漢學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哈梅爾(Arthur Hummel)都認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複存在。大維德研讀了很多有關中國文物鑒賞和中國陶瓷方面的古代經典書籍，如《格古要論》、《長物志》、《匋雅》、《陶說》、《天工開物》、《遵生八箋》等。他在《論汝窑》一文中運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有關汝窑與高麗青瓷的叙述。這些古典著作對他的影響是顯著的，在《大維德所藏中國陶瓷圖錄》的前言裡，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維德寫到：“明高濂《遵生八箋》論官、哥窑器，其結語出雲‘後此不知凋謝如何，故餘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為之飛動……更傷後人聞有是名而不得見是物也……’慨夫餘於高氏此論輒有同慨，爰節取其言以弁吾書之首……”。事實上乾隆皇帝的欣賞品味也是與這些中國文人的傳統鑒賞觀一脈相承的。在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為激賞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論》。為了系統地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人收藏家傳統的審美和鑒賞標準，他傾注後半生將曹昭的《格古要論》3卷版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論》13卷版全部翻譯成英文，取名為《中國鑒定學：格古要論》(《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這是國外翻譯的第一部中國文物鑒定方面的書籍，成為海外中國文物收藏家和學者廣泛應用的工具書，也因此奠定了大維德在海外中國陶瓷特別是官窑瓷器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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