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人們對巫尪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便是“巫”與“尪”肯定具有某種極為密切的聯繫。在特定條件下，“巫”就是“尪”，“ 尪”就是“巫”。因此，史書上往往“巫”、“ 尪”並提，她們很可能都是女性。
事實上，遠古的巫師並非都是女性。人們習慣上稱女巫為“巫”，男巫為“覡”，既然巫分男女，為何祈雨中只焚女巫而不焚男覡呢？推其原始，焚巫之俗很可能與母系社會的社會制度有關。在女性專權的母系社會，女性首領既是氏族內部政經大權的掌管者，同時也是祀神儀式的主持人。在先民眼中，女人是世界萬物的繁衍者，即是神（考“神”之本意通“申”，即繁衍萬物的意思）。她們具有溝通人神天地的本事，所以包括祈雨活動在內的許多宗教儀式，只能由她們主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女人既是一方首領，天罪下界，理應由她承擔。因此，每遇大旱，統轄一方的她，就免不了充當替罪羊的角色，替民求雨。當然，史料中我們所看到的焚巫，至多只能說是母系社會世風的殘留，因為那時歷史已經進入父系社會。隨著母系社會的崩潰和父系社會的到來，這一歷史使命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男人肩上，男人代替了女性在歷史上所充當過的角色。《呂氏春秋》中湯禱故事所表述的正是這樣一幅史影。
以虐女方式祈雨的做法一直持續到漢代。但時代畢竟已經進步，焚尪又被改回到了原始的曝尪。漢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對這一習俗進行過翔實記載：“春旱求雨，……暴巫尪，期八日。……秋，暴巫尪，至九日”。（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M］.）與其他風俗志有所不同的是，《春秋繁露》的作者並不是為記錄而記錄，而是想以此為例，證明其天人感應說。董仲舒為祈雨祈晴設計出一套行為模式，即：“凡求雨大禮，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反之，祈晴時，“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這是因為天人之間是相通的，這一相通非常鮮明地體現在了天人之間的陰陽互動上，即所謂“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而起，其道一也。”說得再明白點兒就是女為陰，男為陽，天久旱不雨，必然陽氣盛而陰氣衰；而天久雨不晴，則必然會陰氣衰而陽氣盛。所以祈雨時要閉諸陽，縱諸陰，讓男人躲起來，讓女人出來娛神助陰，而止雨時則將女人藏匿起來，讓男子到社上祈晴。女人祈雨在中國歷史上盛極一時除上古留下的傳統外，與後來漢代董仲舒的極力提倡不無關係。
在現代社會中，祈雨前後，女人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祈雨之前，女人一直是作為一個自然人存在的，她可以做女人該做的一切，即或在社首正式宣布祈雨之前，熱心的女人們還可以東走西竄，為祈雨化緣要布施。但一旦決定祈雨，女人的活動就像被卡了殼的鐘表，立刻停擺。這時的女性再不能拋頭露面，更不得窺視男人為祈雨所做的一切。對於男人忙碌著的祈雨，女人只能回避。她們既不能邀自己的男人回家，也不能給男人做飯，在這方面，女人即使付出好心，也決不會得到任何好報。祈雨過程中，祈雨者不能回家，更不能接近女人，只能住在龍王廟的東西禪房，那裡有住的地方，也有夥房。這種性禁忌一直要維持到祈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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