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古人的“雅言”，今人恐怕一句都聽不懂。在日語、朝鮮語中，我們會發現不少讀音與漢語近似，從中略可體會不同時代“雅言”的痕跡。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於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等也對北京方言產生了一定影響。
據富察玄海先生所述，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產物，北京話音調高，即受東北話影響，此外很多方言來自東北土話。清代北京話分文讀、白讀兩種，文讀是舊的標準音，讀書人多用，但到了清後期，基本失傳，只剩下了白讀。
清中後期
清中期，隨著對漢臣的倚重，且為提高辦公效率，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滿語仍是國語，但不再充當官話。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諉，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幾無孑遺。
缺乏統一的語言標準，給溝通帶來了巨大麻煩，比如晚清名臣曾國藩是湘鄉人，可湘方言卻是全國最難懂的方言之一，再比如康有為被召見時，光緒皇帝怎麼也聽不懂他說的粵方言。為避免難堪，清末兩宮太后召見地方官員時，不得不破壞歷來的規矩，允許從領侍衛內大臣中挑選一人隨同召見，充當“翻譯”，而此前清代的召見，除軍機大臣，一般只能是君臣二人，室內不得有任何閑雜人等。
1902年，張之洞、張百熙上疏提倡全國使用統一語言，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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