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至少，追索如上兩者的關係可以發現：“莫言-諾獎潮”和《溫故1942》各自以多棱鏡樣的方式反映了中國文化現狀。它們至少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兩個實證，提供了“中國文化產品”的基礎密碼：關於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記憶；關於一個時代的核心症結與真切痛疼；關於人性與“非人”時時角力的深刻內在；關於大多數人所共生共有的樸素情感的藝術詮釋其中包含著一種嚴肅的、由表及裡的、直抵人心的文化力量。那是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偉大而互通的情感，也是文學藝術本身的魅力所在：在人類內心雕梁畫棟。
事實上，這些年，中國文化正在面對著這樣的現實：改革開放30多年，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GDP不斷增長；但另一方面，文化構建的相對滯後，也使得種種“形而上”在自我重構和外來影響中消化不良、變形和夾生即，舊的價值體系不複存在，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健全。這使得中國在社會轉型階段正在經歷精神生活的兵荒馬亂、信仰信念的缺失和文化道德的無所適從。
在一個價值坐標迷失、文化生態混亂的現狀中，人們難免東突西奔。娛樂和惡搞一度幾乎成為當下文化生活的主導，人們難以找到對於生命意義的共鳴，對於價值觀念的詮釋，對於信仰信念的建設，對於至善至美的喚醒。甚至連文化產品最核心屬性的審美功能和教育功能都不能實現。文化形態固然可以多元多義，活潑多樣，然而與心靈無關的無聊、與德性無關的任性，從來都是瓦解其精髓的敵人。人們在大時代火車呼嘯著轉彎之時，更需要文化的向心力和建設性。然而，當下，究竟有多少文化產品完成了“精神家園”、“靈魂歸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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