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泛漫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文化行為”的泛漫。除前述選秀、相親、益智、理財、鑒寶、酷游、養生等等，還有各種土產、特產借文化擺攤、用文化貼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釀、奇石、紅木等“文化節日”。“文化節日”毫無節制的泛漫，給人一種口味真重、心地不純的印象。但稍加分析，地域性“特色文化節”的舉辦，其實是某種為“民生”造“市場”的舉措，是“旅遊+購物”文化的派生物。“節日”作為文化，大約與我國注重時令節氣的農耕文明有關；當它與市場經濟不期而遇，“節日”的時間性市場比“街區”的空間性市場顯得更有號召力。這其實也暗示出，在我們這個“實用理性”根深蒂固的國度，“民生”所在很難說不是“文化”所在。
與之相關，“文化泛漫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文化產品”的泛漫。文化產品，就其主導方面而言是精神產品，既是鐫刻文化生產者精神印記，又是滿足文化接受者精神需求的產品。而當下的許多文化產品，一方面是強化著物質形態，特別是那些能交換出貨幣價值的物質形態。因此，工藝品、書畫作品特別是所謂“大師”的作品受到追捧。另一方面是凸現出娛樂精神，如“二人轉”表演屢屢告訴觀眾是來“開心”不是來“開會”。因此，文化產品精神品格的追求顯得與貨幣價值的追求格格不入。就其文化精神而言，這類文化產品的“優質優價”已成為一種不可企及的願景。如果說，“文化行為”的泛漫還有助於我們的文化建設關注“民生”；那“文化產品”的泛漫則在貌似對“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棄了“靈魂工程”的擔當。
“文化泛漫化”為什麼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景觀？有許多文化學者從不同角度去加以闡述。或謂之鑒於“文化大革命”的痛楚反省，人們不希望看到“文化”與“意識形態”過於親密的接觸；或謂之遭遇“市場經濟大潮”的裹挾，書齋裡擺不平書桌且文化人也耐不住清貧。“精神食糧”固然重要，但“衣食足而知榮辱”卻是最最真切的先賢遺訓，只是人們對“衣食足”的欲求從“衣食”延展到似乎永難“知足”的其他物質需求。在某些“物質”成了“硬道理”的人生追求中，懼“錢緊”而不懼“文盲”，“知足常樂”也成了“天方夜譚”；某些物欲化、躁動化、粗鄙化、冷漠化的人際關係如果還需要什麼“文化”的話，大概無關於性情陶冶、格調培育和境界提升，“文化泛漫化”成為文化景觀是因為有其追捧的消費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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