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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思博 |
智庫型態問題
再來，當我們提到智庫的型態，以附會在政黨之下的智庫，或者說和政黨關係比較密切的智庫，他們到後來會形成一個特色是，他們雖然不是政黨指導的智庫，在智庫中對政黨的影響力會變得比較間接，因為會根據智庫的領導者和政黨之間的關係，來看是不是有比較大的發言份量。但是某種程度，讓它的持續性較高，形成智庫研究本身的特色，以及知識與價值上的積累，會比較有一貫性的立場。
但如果是政黨所指導的智庫，因為會隨著政黨主席的更換，所以一換主席，智庫中主要的幹部也會換掉，會讓智庫變得官僚化，某種程度上又變成政府的某個研究單位。如果新舊任黨主席有非常明顯意見上的不同，那麼這個智庫對新任黨主席來說就不能用，這不僅是前任黨主席留下的人能不能用，而是在於，他要根據價值立場，所形成比較一致制性、完整性的分析和知識無法積累，頂多在黨主席任內有一些結果。
而且很有可能的情況是，如果新任主席急著要端出菜色，他還是要依賴他未擔任主席之前所結合的一批知識人的關係，透過他們所形成的意見，再丟到黨的智庫內，進一步形成黨的政策意見，所以會變成這樣一個情形。換句話說，在知識一致性的積累、與價值立場的深化，會隨著黨的智庫的官僚化，形成一般人會在政府機構抱怨的問題，同樣會在黨內出現。
不同的智庫對兩岸議題
有很不一樣的立場取向
至於兩岸議題，除了藍綠之間的差別之外，在各自內部也是高度爭議性的問題，所以有關於立場上的一致性、知識分析上的字眼的要求會更為極端。在此狀況下，會使得兩岸議題的處理變得更為困難。所以，如果我們看知識的含量以及操作上的一致性，相對來講，獨立於外、自己有一套運作邏輯的智庫，所提出的東西比較一致，可是它在政策上的影響力，因為它可能與黨的領導人關係的遠離，會變得比較間接、比較小。
如果是從黨的智庫、或由政府智庫所提出來的東西，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痛不癢，不大不小，沒有爭議。好聽一點是，方方面面都會顧到；但講比較難聽一點，你不知道它要朝向哪個方向。它往往是解決短期之內、三到六個月內所看到的問題；要更長久的預設來說，它的領域與範圍會相當的限制。這是目前智庫與政策的關係，我所看到的現象。
童振源：賴執行長剛剛提到的，是智庫如何成功經營的秘訣，因為台灣智庫在過去，不管民進黨有無執政，它發揮的影響相當大，辦的活動相當多，對社會的影響也相當大。所以，不僅要有智庫人才，更重要的是其價值與立場要鮮明，這與前面幾位先進發表的意見不同。但我認為，作為一個成功智庫，恐怕它要能夠發揮影響力，這一點可能無法避免。
高思博：台灣的智庫還處於不成熟階段
生存發生也面臨不少現實問題
剛剛很多在場的朋友，談到智庫本身的轉型，談到智庫對於國民兩黨決策的影響。我想先與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智庫本身的轉型（transformation），這與台灣社會總體發展的脈絡有關。我與振源兄都在華盛頓留學，事實上，在以前台灣並沒有華盛頓那種型態的智庫，台灣以前比較資深（senior）的智庫，其實很多都是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或是政府有影響力的財團法人，這些機構到現在也都還存在。
政府有影響力的、設立的財團法人，事實上他們做的研究，等於是幫忙做政府所需要的研究。所以，以前政府相關的財團法人，人力上的交流，要不然是來自於文官，以前文官與政務官的區分也不明顯；要不然就是學界的學者到智庫服務。但是因為後來，政治或國家控制的力量慢慢沒有那麼強之後，事實上，也產生一些變化。比方說，文官有文官行為的邏輯，他們不完全可以這樣跑來跑去；學者在現在的學術界，也有追求升遷、升等或生存所必須要做的事情，他們不一定能夠符合政策方針做研究（policyreserch）。
所以台灣的智庫說起來，有華盛頓式的發展環境，那是非常最近的事。因為學者與文官不再適合去做這個事情，產生出需求與空白，這個需求與空白，剛好也與台灣最近兩次政黨輪替，產生了政務官下野，開始變成有政務官經驗的人，他們要回到民間，不可能像以前一樣，政務官與文官交錯任用。學者部分，現在也很多學界的位置，非常競爭；你要從學界調人做政策相關的事情，事實上也很難。所以現在也許有一些新的博士學位學生，不進入純粹的學術市場，也許另外一個路徑是做這種政策相關的研究工作。
我認為這兩方面的人才，不管是有政務官經驗的人，他們回到民間；或者是新的博士學位學生，要去充實智庫的人才，事實上都還是一個非常初步的階段，也不是那麼成熟。也許將來成熟以後，智庫就會開始有不同於學界、不同於以前文官出來的一個人才管道。但是這些都還在一個非常初步的階段。所以，如果智庫要變得更成熟，將來可能要提供一個可能的管道，讓一些年輕的博士學生，不一定要繼續走到學術界。
但是這又牽涉到第二部分，智庫本身的規模與財務。因為我們現在除了少數的智庫以外，例如政府直接設立或相關的財團法人，或者是依附在政黨之下的智庫之外，其他的幾個民間智庫，要能夠比較有規模的去雇用，而且是全職性的去雇用有研究能力的、或者是有相當的政府方面的經驗或關係的人員，要能夠做這樣的事情、把人培養起來、帶起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為以現在智庫的財務與規模，事實上與美國的智庫都有相當的差距，所以如果民間的智庫要能夠茁壯，而不是走政府支持、或政黨所屬的路線，將來在人才與財務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把智庫將來的任務或目標，設定在我們想像中華盛頓的那種樣子，恐怕民間的智庫在人才與財務方面，必須要能夠有進一步的活水，才能成長。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說，政府所屬的或附屬政黨的智庫，附屬不是指完全依附於政黨，而是有很強的連結性，你不能說這些不再重要。賓州大學曾做過全世界智庫的研究，有很多智庫，例如大陸與韓國很多智庫，也與政府相關，等於是政府的研究單位或團隊，這不代表他們不重要。但是我認為，這些政府本身或政黨相關的智庫，與民間的智庫相比，會比較有受限的問題。所謂的受限，是指在政策立場或價值上，比較無法脫離主政的人，或是政黨本身。
智庫要有前瞻性的研究
才能夠有真正的影響力
這與接下來我們要談兩岸的部分有關。如果是政府所屬或政黨相關的智庫，要提出前瞻性的東西，受限會比較大。剛剛安國兄說，會受領導人或政治菁英的控制，這也難免。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兩岸上，智庫除了擔任平台以外，恐怕大家要有一些前沿式的東西，才能真的具有影響力，或是有突破性的做法。因為前沿式的東西通常需要醞釀、磨合，智庫要投入相當的資源與人力，這又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你要有人力與財力才可以支援這種前沿性的東西，民間智庫人力與財力較為缺乏。而政府所屬或政黨相關的智庫，受限無法提出前沿式的東西，大家會怕怕的。所以剛好就形成一個很麻煩的狀況，我們在兩岸的政策上，這種前沿性的政策導致，無論是老智庫、或是新智庫，大家要拿出來都有問題。
將來與大陸智庫來往時，我認為我們會有一些危機。因為大陸的智庫，資源比我們多。第二，他們有有權者的耳朵，因為當權者會聽取他們的意見；但是台灣不管是老智庫或新智庫，我們在這方面都不夠。我們既不一定有權力者的耳朵、在人力與財力上也無法與人對比。在這方面我們會有危機。大陸的一些同道，與我們交流久了，也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如果我們不加強一下，將來可能會有被看破手腳的危險。
所以我們基金會本身，也基於這樣的想法，雖然大家的主張不見得一樣，但是也許可以多合作、多作資源運用，大家也可以共同舉辦一些活動。我們年紀相近的這一輩，很多人都有私交，雖然所屬的陣營、想法不同，很多事情合作起來也有其可能性。我認為，將來大家要多合作，不然要應對大陸的智庫，對我們來說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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