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之，信息繭房天然具備對觀念進行審查和對異己觀念進行排拒的衝動。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所謂“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吊詭現象，不過是信息繭房的一個側面寫照。在信息繭房裡，相信什麼與不相信什麼，群體往往會自動選擇，他們會自動過濾掉自己不想聽的內容，卻放大自己想聽的內容。媒體也往往會投其所好，偏重於某一類信息的報導來吸引特定的受眾群體。我們看到台灣不同色彩媒體固定受眾的分布形態，大致就可以知道台灣社會信息繭房的基本樣貌。信息繭房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就是不同的政黨擁有不同的“鐵票”支持群體，即無論政黨如何，這群選民都不改政黨支持的初衷，其實質就是絕對相信自己所擁護政黨所說的話，對其他政黨的論述則一律採取排斥態度。這種支持結構，基本上就是一個大號的信息繭房，是台灣政治生態中的穩定結構。
信息繭房事實上不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即使不能禁絕其存在，也不允許表達。台灣社會的政治實踐中可以看出，在信息繭房中，基本不存在辯論的空間，或者說通過辯論搞清楚事情的邏輯根本就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除非別有用心的領導者，信息繭房中的民眾本來就沒有多少邏輯思維能力，否則他們也不會安於信息繭房而不自知。在信息繭房長期信息過濾和觀念排拒的壓制與薰染下，群體成員的邏輯思維能力更是不斷退化，甚至消失。因此我們看到台灣社會許多政治動員與政策宣傳往往效果非常差，就是因為在很多時候相關的宣傳信息衹能止步於信息繭房之外。此外，通過辯論認知真理對於群體而言本來就是一個夢想。大量的研究已經表明，群體中的辯論，除非設定是非邊界非常清晰的議題，或者主導辯論的領導者具有比較正確的觀點，辯論衹會加強個人的偏見，而不是使真理更加明確。從這個角度來說，辯論起的作用衹是加強觀點，而不是改變觀點。因此對於信息繭房中的個人而言，如果觀點與主流觀點不一致，最明智的做法是要麼閉嘴，要麼離開。傳播學理論中用“沉默的螺旋”表述這種現象，但在信息繭房中這是一個“沉沒的螺旋”，時間長了，不同意見都會消失不見。
對於信息繭房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它是由少數領導者（組織領導者或觀念引導者）引導與操縱的。對於這些領導者而言，有效的方法就是操縱信息環境，通過改變象徵符號和控制宣傳重點的方式，操縱大眾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在這個結構中，公共事件與公眾其實毫不相干，即使群體參與甚至是主導了公共事件，其中的個人也未必能搞清楚事情的全貌。對於參與的個體來說，這些公共事件“發生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被幕後一個不知名權力操縱著——如果它們是可以被操縱的話。作為一個私人性的人，他根本不能確定發生了什麼，誰在操縱，以及他將被引向何方”。⑨在信息繭房已經形成的情況下，群體領袖所要做的不過就是維持對群體信息輸入的頻度，或者說維持信息繭房邊界的強度。信息繭房中的大眾很少有主動性（或者是不具有主動性的能力），更難以影響和改變什麼，他們的主要功能就是被動員，然後提供政治支持。當然，信息繭房本身可能提供某種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一種滿足感和歸屬感，甚至提供個體和群體能夠感知的某種神聖感。這些情感在很多時候可以代替是非標準與價值判斷，成為群體行為取向的支配性力量。民進黨在執政過程中屢屢凸槌，但其基本支持者卻一直選擇原諒，其中就可以看到高強度信息繭房的影響。更有甚者，當年陳水扁貪腐弊案爆發，仍有台南農民宣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他們在信息繭房中創造出了“本省人被打壓、台南娃被欺負”的敘事結構，居然能為“保扁行動”加賦某種“神聖感”，使這一活動維持了較長時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