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和反智社會到底是誰成就了誰，因篇幅所限，這裡無法深究，但以目前時間橫斷面來看，二者關聯性非常明顯。作為一種特定的政治道德化想象，民粹主義的論述結構主要由“悲慘的過去、不堪的現在、美好的未來”三部分組成，這在世界範圍內大約都是一樣的，是民粹主義的標配。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污名攻擊甚至是全盤否定，在能源問題上對核能的不堪描述，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對過去與現在的否定是民進黨定位自身的一種方式，在這個結構中，他們被設定為天然的領導者。民進黨的民粹主義想象不但指涉政治精英，而且要求大眾也必須具有這種想象。衹有這樣，大眾才能相信其極端主義立場。極端主義立場往往以錯誤事實而非意見不同為基礎，要理解那些事實錯誤，不但需要基本的知識，還需要批判性思維的能力。以此來看，民粹主義本來就有反智的傾向，或者說反智社會天然滿足民粹主義的需要。民粹主義的施政本來就經不起推敲，因此根本不需要甚至要消除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思考。民進黨自上台以來利用公共資源推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改革，推動割裂兩岸文化聯繫的歷史建構，擴大社會對立與分裂，利用宣傳機器對正常智識發動攻擊，就是要模糊台灣社會的是非界限，消除民眾對智識的敬畏之心，降低聰明與愚蠢的標準，促成反智社會形成，進而在此基礎上達成民進黨“永續執政”的目標。
民粹主義不是單純的平民政治，而是精英主義在現代社會的延伸與發展，衹不過精英的權威來源，由原來依靠軍事力量或者是世襲制度變成了依靠所謂“民意”的形式。台灣社會在1980年代以前並沒有顯示出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徵，主要原因在於，威權主義結構下民眾的聲音無法全面影響政治系統，尤其是精英甄補與政治決策過程，受民眾意見影響不如2000年以後那麼大。易言之，信息繭房對台灣政治的影響是在所謂“民主化”的過程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民粹化是目前西式民主制度發展道路中較差的路徑取向，而台灣偏偏就選擇了這種路徑，在某些面向上已經出現了“拉美化”的跡象。信息繭房的大量存在為民粹主義提供了堅實的支持基礎，執政精英用理念的約束和少量的利益收買就可以聚攏一批烏合之眾，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控制一盤散沙的社會，從而在政治純粹的集體幻象中將精英主義政治推向新的高度。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社會失去了檢討與制衡的能力。一方面，特定政治人物或者政黨以“民意”為幌子在政黨政治結構中建立起無法動搖的優勢；另一方面“民眾”變成帶有某種神聖色彩的社會存在，根本不容批評。群眾會不會犯錯？從邏輯上講是會的，但即使認知到這種錯誤，現實政治中卻不允許表達，更不允許批評。政治人物自然明白這些道理，於是政治人物不但不會設法矯正民眾的錯誤，反而會迎合他們。就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所說的那樣，政治人物會“奉承他們的偏見，背叛他們的利益”。特別高明的政治人物不衹會迎合當前的錯誤觀念，還會引導滿懷感激的民眾，朝向明天“更好、更新穎”的錯誤觀念進發。他們會說出民眾想聽的話，甚至把民眾“以後”想聽的話也一並托出。⑬台灣政治選舉甚至平時的政治運作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場面早已是司空見慣尋常事。從這個角度上說，所謂“爭取民意”不過是引導、操縱民意的委婉說法而已。或者說，期待“民意回歸”是個假問題，而引導與操縱民意才是問題的本質。
民粹主義很少將政策績效作為執政的基礎。作為一個想象的道德秩序，民粹主義者執政的基礎性支撐是想象中的道德結構，以及政治人物或政黨在這個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在民粹主義者製造的神話中，世上存在一個真正的人民群體，一個同質性的、永遠正直的人民，全體人民可以通過一個聲音表達心聲，而民粹主義者就是這個聲音，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代表。民粹主義習慣於將政治對手“非法化”，指控自己的競爭者“非法”並不是在表達政策分歧，而是將政治對手妖魔化，“揭露”他們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敗。⑭這是民粹主義的一般性特徵，但用來描述台灣政治毫無違和感。民進黨上台以後，儘管民生經濟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執政績效卻並不是其施政時首要考慮的目標，不然就不會出現不顧經濟發展而強化兩岸對立的行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