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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既是歐盟重要的經濟夥伴、最大的商品供應者和銷售市場，也是經濟、技術的競爭者 |
中評社╱題：“中歐關係的新變化：人權外交、歐美協調及其限度” 作者：趙光銳（南京），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摘要】歐盟的對華認知正處於調整過程中。歐盟對中國的界定正在由原來單純在機遇與挑戰之間尋找平衡，向在不同政策領域的多元化定位轉變。歐盟現在認為，中國既是重要的經濟夥伴、最大的商品供應者和銷售市場，也是全球治理的對話者，還是經濟、技術的競爭者，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對手。這種多面性已經在其對華政策中有了一定體現。歐盟想繼續加強與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務實合作，但是出於對中國制度性挑戰的擔憂，意圖協調“跨大西洋價值同盟”，首先要在價值觀領域展現一種戰略自主和領導者的姿態，新的對華人權外交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中國、美國、歐盟是世界經濟、科技、文化發展的三大中心，中歐關係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近期來看，歐盟對中國的界定開始呈現多面性的特點，在繼續將中國看作機遇的前提下，開始強調中國在經濟、政治和價值觀上的挑戰性，原來以務實為導向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更強的價值觀因素。隨著拜登政府上台，美國加強了與歐盟對華政策的協調，歐盟也在一定領域和行動上作出了回應，未來的中歐關係將面臨更大的“美國因素”影響。跨大西洋的共同對華政策有其結構性障礙，中歐依然擁有發展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的條件，中國可以采取積極行動，主動塑造和引導中歐關係的健康發展。
一、歐盟新的對華人權外交
近幾年來，歐盟的對華認知正處於調整過程中。歐盟對中國的界定正在由原來單純在機遇與挑戰之間尋找平衡，向在不同政策領域的多元化定位轉變。歐盟現在認為，中國既是重要的經濟夥伴、最大的商品供應者和銷售市場，也是全球治理的對話者，還是經濟、技術的競爭者，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對手。這種多面性已經在其對華政策中有了一定體現。歐盟想繼續加強與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務實合作，但是出於對中國制度性挑戰的擔憂，意圖協調“跨大西洋價值同盟”，首先要在價值觀領域展現一種戰略自主和領導者的姿態，新的對華人權外交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2020年12月，歐盟仿照美國制定了《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了歐盟全球人權制裁的實施框架，制裁俄羅斯和中國是該制度建立後邁出的第一步。中歐、中德之間早就建立了制度性的人權、法治對話機制，但是這次歐盟拋棄成熟的對話渠道，直接采取單邊制裁行動，是30多年來的首次，因而遭到中國堅決反制。
當然，歐盟藉所謂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受到美國的一定影響，但總體上是一個“獨立的決策”。美國炒作所謂新疆人權問題是想搞亂中國，同時影響“一帶一路”倡議，因為新疆是陸上絲綢之路和中巴經濟走廊的關鍵點。全世界穆斯林人口衆多，“一帶一路”的一些重要節點，如印尼、中亞、土耳其、中東，都是穆斯林區域，美國可以藉新疆問題把中國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搞壞。歐盟不象美國有明確的地緣政治目標，主要是從人權觀念出發，但是在客觀上配合了美國的行動。2020年11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應對全球變遷的新歐盟-美國議程》，其界定的歐美“新關係”，主要體現在對歐盟的新定位上。文件反復強調了一個“更加自信和有能力的歐盟”，開頭特別引用了歐盟外交和安全高級代表博雷利的話：“一個有能力和戰略意識的歐盟是美國的最佳夥伴，也是我們自己需要的。”歐盟認為，除了軍事、安全和外交能力，戰略自主還包括獨立捍衛歐盟模式和民主、人權等核心價值的能力。制裁俄羅斯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為彰顯在捍衛價值觀方面的全球領導力和自信心。
早在20世紀90年代，歐盟就已將人權干預理論和人道主義保護理念引入到實際的政治和安全實踐中，將干預性的權力保護和選舉監督合法化。這與世界大部分國家堅持的不干涉原則和對傳統的國家主權的理解截然不同。歐盟將這種理念運用在一些中東歐國家，通過將它們納入歐盟，達到了“改造”它們的目標。但是近十幾年來，歐盟依然想將這種“歐洲化”的模式運用到無法被接納為成員國的那些周邊國家，依然將價值觀和制度標準放在周邊外交政策的首位。這種方法并不適用於在發展水平、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等方面與歐盟有巨大差異的周邊國家，因而變革的效果極“不理想”。歐盟在對這種進程失去耐心後，追隨美國直接在北非、中東、烏克蘭等製造或支持“顔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甚至訴諸武力推翻既有政權，最終收穫了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在當今世界美、中、歐、俄四大力量中心中，歐盟的周邊安全環境最為惡劣，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歐盟與美國聯手製造了一個環繞自身南部和東部邊界的“失序地帶”，隨之而來的難民危機、治理危機和恐怖主義擴散已經嚴重衝擊了歐盟內部秩序。同時，為展現戰略自主和歐美團結，歐盟對俄羅斯這一最大鄰國在意識形態、民主化等問題上也展開了新一輪的施壓，明確聚焦於製造俄羅斯的內部動蕩和政權更替，這使歐洲東西方向的戰略對抗進一步加劇。可以說，“慕虛名而招實禍”是歐盟以制度和價值觀為主導的周邊安全治理模式失敗的生動寫照。
特朗普時期的中美關係歷史證明，緊密的經貿關係既是大國間協調合作的“壓艙石”，也有可能成為對抗的主戰場，這主要取決於一國的政治選擇。現在，歐盟試圖也在對華關係中提升制度和意識形態競爭的強度，甚至想用單邊人權制裁的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強迫”中國接受其價值觀。這種對華新的人權外交方式，已經對中歐戰略互信以及經濟關係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歷經七年完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正面臨歐盟內部一些人的“道德壓力”，歐洲議會暫停了協定的審議會議。在此之前，歐盟就已受美國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政策的影響，提高了在資產、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外來投資的安全標準。但是，如果歐盟不能延續過去務實的外交路綫，而將政治制度、民主、人權等作為對華外交的“政治正確性”和優先事項，那麼歐盟對華戰略就會喪失靈活性。歐盟對華人權外交不僅無法達到其設想的所謂價值觀目標，而且將會嚴重損害自身的戰略利益。
二、拜登政府上台後的歐美對華政策協調
歐盟意識到中國崛起之勢不可阻擋，全球地緣政治的調整不可避免，中美關係將是左右新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歐盟如果不想被進一步“邊緣化”，其戰略選擇衹有關鍵的兩點：一是繼續增強集體行動能力和內部團結，尤其是提升歐盟的戰略自主能力；二是對外發展新的夥伴關係，通過強化跨大西洋聯盟來維護歐美共同利益。拜登上台後歐盟表現出積極與美國修復關係的熱情，歐盟委員會近期制定的《應對全球變遷的新歐盟-美國議程》，可看作是歐盟主動與美國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倡議聚焦於歐美利益交匯的領域和集體影響力可以得到最好發揮的領域，以及那些需要全球領導的領域，對華政策協調就是新形勢下跨大西洋合作的最重要內容之一。這種對華政策協調可能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歐美都擔心被中國超越，害怕中國威脅它們在全球生產分工、產業鏈和技術上的高端地位，在把中國限制在產業鏈和技術底端方面有共同利益。歐美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中都有改變所謂“不公平競爭”、“不平衡”、“不對等”的要求。因而，在貿易、投資、技術、金融方面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部推動針對中國的新規則，是歐美最有可能取得實質性合作的領域。新歐盟-美國議程也把“技術、貿易和標準”作為歐美合作的核心領域之一，提出要共同領導世貿組織改革，建立一個新的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以促進貿易，制定兼容標準和促進創新，制定共同的跨大西洋方案來保護關鍵技術，首先討論5G等。
二是繼續強化歐美同盟在西方聯盟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應對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對於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歐美有著同樣的焦慮，都擔憂歐美主導的國際體系遭到侵蝕，要維持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歐洲和美國是近代相繼出現的兩個主導世界的力量中心，當雙方都感受內部秩序出現問題和實力的衰退時，會更希望相互藉重，彼此支撑。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明確指出，面對與中國的長期的戰略性競爭，美國、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必須共同做好準備、協同努力，而跨大西洋聯盟是美國實施新的對外戰略的基石。因此，美國有意引導北約和歐盟將力量重心向印太地區轉移，在對華關係上強調運用同盟關係這一美國最大的“戰略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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