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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俄“新冷戰”是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大國非對稱性對抗 |
中評社╱題：美俄“新冷戰”何以必然？ 作者：鄭保國（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摘要】作為美俄長期在東歐進行地緣戰略爭奪的產物，2013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不僅導致烏克蘭東西分裂與內戰，而且反過來不斷加劇俄羅斯與西方的地緣戰略矛盾，最終使美俄陷入“新冷戰”，成了美俄關係中一道不斷滲血、無法愈合的傷口。在劇變的當今世界上，美俄“新冷戰”不僅理論上可能，而且實際上根源於世紀之交以來漸趨激化的美國霸權擴張與護持戰略同俄羅斯大國復興戰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符合大國競爭尤其是美俄關係的邏輯，具有一系列特點。
拜登2021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同意把2010年美俄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再延長5年，這讓國際社會鬆了一口氣。然而，美國煽動了1月下旬俄羅斯大規模反政府暴力抗議示威，遭到俄羅斯強烈譴責。2月1日美軍罕見地派3艘驅逐艦駛入黑海演練并與俄羅斯艦機對峙。2月4日拜登在首次對外政策講話中強調：美國將毫不猶豫地提高俄羅斯要付出的代價，以捍衛美國利益；美國對俄羅斯的挑釁、干涉選舉、網絡攻擊和毒害公民等行徑低頭（roll over）的日子已經結束了。〔1〕在2月19日舉行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上，拜登繼續對俄強硬表態，稱美國需要站出來捍衛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俄羅斯稱絕不接受拜登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和最後通牒式的攻擊。這些表明美俄關係沒有因《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期而有絲毫改善，而是在全面敵對的“新冷戰”之中越陷越深。雖然俄羅斯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與美國相差太遠，但它在美俄對抗中一點也不軟弱。俄羅斯雖無力如蘇聯那樣與美國進行全球性全領域對抗，但在地緣政治領域（烏克蘭和叙利亞是兩大角力點）和戰略安全領域（北約東擴和美俄戰略核力量及高超音速武器競賽是兩大焦點）與美國及整個西方進行著針鋒相對的較量。美俄關係已降至冰點，是今日美俄官方都直言不諱的現實，甚至比當年的美蘇關係還糟糕。其證據之一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1987年12月美蘇簽署的《中導條約》後，美俄間軍控條約僅剩在最后一刻得以延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數量遠少於冷戰時期美蘇軍控條約。更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大變局之下的美俄關係衹有更壞，沒有最壞，繼續惡化是大概率事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為副總統時就親烏反俄的拜登執政後，曾經作為美俄關係轉折點的烏克蘭危機再度成為國際焦點。從2021年3月開始，烏克蘭政府與烏克蘭反政府勢力互相指責對方違反明斯克協議,並爆發激烈交火。烏克蘭政府大舉向東部增兵，揚言武力收復頓巴斯地區甚至克里米亞。烏克蘭局勢大有惡化為勢必加劇美俄對抗的戰爭之勢。
為何曾於蘇聯解體後和九一一後兩度經歷短暫蜜月的美俄關係卻走入了“新冷戰”的死胡同？是因為雙方政策失誤還是實屬必然？本文認為，雖然美俄雙方政策不乏失誤，但是美俄“新冷戰”根本上是由權力政治理論所揭示的雙方間天然的互不信任乃至敵對所決定的。本文從烏克蘭危機入手，主要依據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結合美俄關係現實和歷史，論證美俄“新冷戰”何以必然。
一、美俄“新冷戰”的導火索
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在烏克蘭這個地緣戰略要地長期爭奪的產物，烏克蘭危機不僅導致烏克蘭國家分裂與內戰，而且反過來加劇西方與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矛盾，從而使美俄逐步滑入“新冷戰”。
（一）烏克蘭危機及其複合性
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下令暫停與歐盟的聯繫夥伴國協議談判，引發反對派持續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并逐漸由和平走向暴力。2014年2月18日，亞努科維奇下令在首都基輔清場，導致數百人傷亡，形勢瀕臨失控。21日，在德、法、波三國外長緊急調停下，對立雙方達成協議：立即終止示威，提前舉行大選和恢復2004年憲法。但是，反對勢力占多數的烏克蘭議會拒絕該協議，并於22日通過了恢復2004年憲法、解除亞努科維奇的總統職務并予以通緝的決議。反對派立即接管政權，亞努科維奇倉皇逃往俄羅斯。烏克蘭議會隨即通過取消俄語的東部官方語地位的法案，引發東部俄語區強烈反彈，紛紛主張獨立。得到俄羅斯支持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及塞瓦斯托波爾市終於在基輔政權更替整整一個月後成功通過公投“脫烏入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州於2014年4月先後宣布成立獨立共和國，隨後與在東部展開“反恐行動”的烏政府軍爆發武裝衝突。烏克蘭的東部分離勢力和政府軍分別得到俄羅斯與西方的支持，烏克蘭迅速滑入國家分裂和美俄代理人戰爭的泥淖。這就是曾震驚世界的烏克蘭危機。
烏克蘭危機是國內國際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是壁壘分明的國內外兩大勢力在烏克蘭從暗鬥到公開對決，是一場逐次展開的複合性危機。在亞努科維奇政權被推翻前，烏克蘭危機主要表現為以美歐與俄羅斯爭奪烏克蘭為大背景的國內政治社會危機，其主要原因是“制度轉型中政治失範導致社會失序”〔2〕。政權更迭後，尤其是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後，烏克蘭危機演變為兼具國內國際雙重性且兩者相互強化的複合性危機，其關鍵因素是美歐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爭奪的加劇。
烏克蘭危機的複合性還在於它宛如一個多棱鏡，從不同方面可看到這一複合型危機的各個側面。從烏克蘭民衆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和亞努科維奇政府被反對派推翻這點看，這場危機源於世界金融危機影響下的烏克蘭經濟蕭條和西方民主化影響下的烏克蘭民主公民意識勃興，再次證明了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和“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的真理。從烏克蘭議會通過降低俄語地位的法案及其引發俄語區強烈反彈和俄羅斯嚴厲指責看，這場危機又是一場俄烏民族衝突，其根源在於蘇聯解體後俄烏矛盾的逐漸激化。從親俄和親西方的烏克蘭對立雙方分別信奉俄羅斯威權主義和西方自由民主主義這一政治價值觀分野看，這場危機又是一場意識形態衝突，它源於冷戰後美國對前蘇聯地區的意識形態擴張。從烏克蘭東西部對立雙方對國家身份的不同認知看，這場危機又是國家身份認同危機，原因是自古獨立自主性不強的烏克蘭的自我身份迷失。從烏克蘭在俄與美歐的長期“東扯西拉”中無法確定國家發展道路和美歐與俄對危機根本對立的反應看，這場危機是冷戰後美歐與俄羅斯尤其是美俄在歐亞大陸腹地長期地緣戰略矛盾激化的反映，是雙方新一輪更激烈地緣政治對抗的開始，其根本原因是美俄對烏克蘭的地緣戰略爭奪。
烏克蘭危機之所以具有內外相互強化、彼此惡性循環的複合性特徵，是因為立國後一直存在的多重內部矛盾在美歐與俄羅斯的干預下不斷激化，終於導致烏克蘭東西部之間陷入意識形態敵對、身份認同危機、民族衝突、國家分裂與內戰，這反過來導致美歐與俄羅斯更大力度的公開介入，從而加劇俄烏矛盾、俄美矛盾、俄歐矛盾，而危機的顯性國際化又使國內危機加劇。烏克蘭危機就這樣在國內衝突與外部對抗相互交織中形成惡性循環。
從國內層面看，受美歐與俄羅斯之間政治價值觀衝突和地緣政治矛盾的影響，講烏克蘭語、信天主教的較貧窮的西部農業區對西方自由民主著迷，而講俄語、信東正教的較富裕的東部工業區欣賞俄式威權主義，雙方相互視對方為異類而非同胞。與2004年橙色革命一樣，此次危機中反政府勢力也打著爭取自由民主的旗號，他們認為施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烏克蘭的根本出路，主張建立西式民主國家并加入西方集團。他們把國內經濟不景氣和社會失序歸咎於亞努科維奇政府的腐敗無能，反對其親俄政策，擔心烏克蘭成為俄的附庸，甚至以毀壞列寧和庫圖佐夫（打敗過拿破侖的俄羅斯元帥）的雕像發洩對蘇、俄的強烈不滿。他們在西方拉攏下染上了意識形態幻想症和仇俄症，以為與俄羅斯分道揚鑣、投入西方懷抱、信奉西方自由民主就可使烏克蘭擺脫社會經濟困境，過上幸福生活。實際上，自獨立以來，西方民主在烏克蘭水土不服，經常造成政局動蕩。美歐給烏克蘭指明的美好前景宛如海市蜃樓，承諾的那點援助無異於杯水車薪。而東部俄語區先是支持亞努科維奇政府，後敵視親西方的基輔新政府，力圖“脫烏入俄”，以為緊抱俄羅斯大腿就有安全保障和幸福生活。殊不知，在西方不斷加大制裁力度和強大國際輿論壓力下，剛吞下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不敢也無力一鼓作氣拿下烏克蘭東部地區。
從國際層面看，烏克蘭危機之所以引起世界高度關注，是因為它具有強烈的國際政治衝突性，在美俄關係惡化和歐洲地緣戰略格局演變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烏克蘭是歐洲第二領土大國、東歐第一人口大國和世界著名糧倉，工業基礎雄厚，尤其是它瀕臨黑海并夾在俄歐之間，處於麥金德陸權地緣政治理論中的“心臟地帶”。對烏克蘭這塊地緣政治肥肉，無論俄羅斯還是美歐都志在必得。誰得到它，誰在歐亞地緣戰略博弈中就多了一個巨大籌碼。冷戰後隨著北約和歐盟聯袂東擴，除了白俄羅斯這個盟友外，俄羅斯在歐洲方向的原有勢力範圍和戰略緩衝帶幾乎被蠶食殆盡，俄羅斯面臨嚴重地緣政治與戰略安全威脅。若在俄與西方間搖擺不定的烏克蘭完全投入西方懷抱，俄羅斯將基本失去黑海這個對它極其重要的南部出海口的控制，不僅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要道被封堵，其西南邊的“軟腹部”也徹底暴露在西方面前，北約軍隊和美國反導系統就可部署在其家門口，這是它絕對不能容忍的可怕前景。而且，作為第二大東斯拉夫民族和前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烏克蘭是航空、軍工、核武的重要基地，與俄羅斯有難以割斷的戰略、經濟、文化聯繫。若烏克蘭完全倒向美歐，俄羅斯在經濟、安全、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將遭受重挫，普京的強國夢將成為泡影，那是對內擁抱威權主義、對外展示雄心勃勃崛起意志的俄羅斯絕對不可接受的。而對西方尤其是美國而言，要維護西方對世界的主導尤其是美國霸權，決不能讓非我族類、具有大國沙文主義和專制獨裁傳統的俄羅斯重振帝國雄風。若烏克蘭這個地緣戰略支軸國家被納入美國勢力範圍，美就獲得了藉以遏制俄羅斯的巨大地緣政治籌碼。若烏克蘭成為俄羅斯的忠實跟班，俄羅斯重新成為帝國或恢復蘇聯的可能性會大增。布熱津斯基早就說過，“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擁有5200萬人口、重要資源及黑海出海口的烏克蘭，俄羅斯將自然而然地重獲建立一個跨歐亞強大帝國的資本。”〔3〕普京那句著名的“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俄羅斯”的豪言一直在西方政要的耳邊回響，其“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4〕的慨嘆始終警醒著他（她）們。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卸任前直言要阻止俄羅斯恢復蘇聯。〔5〕這就是北約在將東歐及波羅地海三國收入囊中後仍以烏克蘭等國作為東擴候選對象的根本原因。可見，烏克蘭危機根本上是由其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及由此導致的美歐與俄羅斯對它的地緣戰略爭奪決定的，烏克蘭內部矛盾激化衹是其產物和反映，對立雙方分別是美歐與俄的代理人。
（二）烏克蘭危機引發美俄“新冷戰”
基辛格指出，烏克蘭要生存、繁榮下去，就必須充當東西方之間加強合作的橋梁，而不要充當相互對抗的前哨。〔6〕這可謂點出了烏克蘭國運之要害及烏克蘭危機之所以爆發的關鍵。烏克蘭危機正是因為烏克蘭沒有在俄與美歐之間充當加強合作的橋梁，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被爭奪對象，進而成為雙方對抗的前哨。這場危機雖與烏克蘭自古以來在外部強權間左右搖擺的民族性格及國家戰略選擇失誤有關，但更由美歐與俄羅斯長期在東歐的地緣戰略爭奪決定。即使烏克蘭內部能够團結一致，願意充當兩者間加強合作的橋梁，它也難以做到。因為與其說美歐與俄羅斯需要烏克蘭充當它們之間合作的橋梁，不如說它們更需要它充當對抗的前哨。烏克蘭危機前，儘管美俄關係多次惡化，但是往往能够“重啓”，總體上遠未到“新冷戰”的地步。西方煽動的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俄羅斯以占領克里米亞作為報復，而美國藉此發動對俄不斷加碼的全面制裁，自然遭到俄羅斯全面反擊。烏克蘭則陷入東西分裂甚至內戰之中，掌握中央政權的西部對俄羅斯除了恐懼就是憤怒和敵視，它力圖消滅東部親俄勢力并在反俄鬥爭中極力尋求西方保護，從而加劇美俄對抗。烏克蘭危機成了美俄關係中一道不斷滲血、無法愈合的傷口，直接導致美俄“新冷戰”。
2014年9月4日，北約在英國威爾士召開冷戰後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峰會，特邀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與會，會議決定出台針對俄羅斯的“戰備行動計劃”和組建應對烏克蘭危機的快速反應部隊，首次明確把俄羅斯確定為主要對手。德國《明鏡》周刊稱，“9月4日，大家會記住這一天，這天是‘新冷戰’的開始。”由於近年來西方與俄羅斯關係嚴重惡化，這一觀點在西方越來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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