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先還原“九二共識”的形成過程與內容，然後對1992年以後台灣方面對於“九二共識”三次異化情形作了深入分析，包括“一中”從一個政治與法律的實體異化為一個“歷史、文化、血緣、地理”上的概念；“一中”異化為“特殊國與國”或“一邊一國”關係，以及異化為“主權獨立”或“2300萬人決定前途”等不同的用語，致使“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各表”變成了“兩岸各表”，這不僅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產生了嚴重的阻礙，這些話語也對台灣人民在認同上產生了莫大的負面影響，使得兩岸認同持續折裂。
本文認為，要解決“九二共識”的異化，首要即是必須正本清源“九二共識”原本的內涵，並繼續深化兩岸的互動，再則，唯有尋求從“一中各表”走向“一中同表”，兩岸才能確保兩岸建立真正的互信共識。
兩岸關係異化的部分絕非僅有“九二共識”而已，台灣對於自己的史觀與認同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第七篇〈異化的史觀與認同〉（《中國評論》，2012年4月號，總第172期）描述兩岸從“我者”到“他者”的轉變過程。
史觀與認同的異化透過兩條路徑進行。一是政治人物的話語，一是歷史教科書。政治人物沒有辦法修改“憲法”的史觀與規範，但是卻不斷發表一些違反“憲法”的話語，再利用選舉與政治操作，使得兩岸對於“一中”、“主權”等概念產生模糊或不清的認知。透過“同心圓史觀”的歷史教科書，“中華民國”1949年以前的歷史放在“中國史”，以後的發展則是放在“台灣史”，而“台灣史”的源頭不是堯舜禹湯，而是原住民、荷蘭、西班牙。中國史因而從“我者”變成“他者”，使得年輕一代在史觀上出現了兩岸為“一邊一史”的認知。
政治人物的話語透過媒體與選舉產生了社會化的效應，歷史教科書則是從根本上轉移了下一代的認同，這使得兩岸關係逐漸往“兩國關係”滑動。文中呼籲，馬政府應儘快調整教學順序，也就是應該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並重組課綱委員會，從根本上修正現有會造成“一邊一史”的同心圓論述，另外就是政府在表述兩岸關係定位時，要特別謹慎用語的表達，不要陷入異化而不自知。
在討論異化的“九二共識”、史觀與認同後，本來想再寫一篇“異化的兩岸和平協議論述”。由於《中國評論》在2012年2月底在台北召開“兩岸如何開啟和平協議進程”的座談會。本人參與了會議，後來《中國評論》也刊登了發言，撰寫專文因而暫時作罷。在會議中，與會者針對兩岸和平協議應有的本質與內涵進行討論。第八篇文章〈對開啟和平協議本質的認識〉即是筆者在當日會議中的發言（《中國評論》，2012年5月號，總第173期）。
馬英九在選舉期間即已經為和平協議設定了若干條件，例如“十大保證”，程序必須經過“公投”說。當時即已察覺馬在第二任恐不準備在和平協議上多所著墨了。勝選以後，馬政府又將“和平協議”視為“和平的協議”，持“目前所簽署的協議均是和平協議一部分”的觀點，並將和平協議一詞做廣義的解釋。
參與座談會者幾乎均不同意將和平協議本質異化的說法，而認為和平協議應有其專屬的定義。我在文中表示，2008年馬英九在競選時提出兩岸應達成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但是為何在2009年中期就發生轉變，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應該就是美國。馬英九在《台灣關係法》與“兩岸和平協議”中很明顯地選擇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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