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三月三日處委會委員黃國書、陳屋、黃朝琴、李仁貴、民眾代表盧輝木、王添灯，偕各報記者，前往軍法處調查兇手是否確己覊押。至該處時，據負責人談稱：“己於三月一日上午十一時，送交法院，言訖並提示文件，乃轉往台北第一監獄，監獄人員由牢房牽出六人（盛鐵夫、鍾廷洲、趙子健、劉超群、傅學通、葉得根）。這些人均掛有甚重之腳鐐，垂頭喪氣，由記者一一拍照。
第九、三月三日處委會代表與參謀長柯遠芬協商，柯同意將軍隊撤回軍營。
以上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初期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情形，各位讀者可以試想，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會否如此處理？即使是現在民主化的西方政府，在面對這些要求時又會如何處理？相信有民主與法治觀念的讀者應有看法。
若以今日的法治標準來看，當時的政府有些寬大過頭了，二月二十七日晚的緝私煙事件，最多是個執法過當的問題，應該處置失職官員即可，引起暴亂以後居然承諾釋放所有暴徒，又承諾即刻解嚴，同意民眾代表到軍法處查看兇手是否在押，此等行為、政府其實已是毫無威信可言？
難怪“不著撰人”在《二二八事變之平亂》一文中要感慨地說：
“由於坐待‘和平解決’決策之錯誤：當‘事變’之初，問題比較單純，牽涉不大，應以純治安事件，及時疏導，斷然處置，不使釀成事端，無所謂‘和平解決’。蓋‘寬大處理’絕對正確，有限度之循‘和平’途徑尋求解決，亦無不可。乃不此之圖，遷延因循，貽誤事機；而忽略台灣之民性褊狹強悍，此其失者一。或謂當時之‘和平解決’決策，係緩兵之計；但稽考之電報中央之檔案，並無請求派兵增援之事實。甚至將電稿中‘缺乏兵力’字句刪除；以及嚴令制止高雄要塞之斷然平亂等證之；足見並非‘緩兵之計’，乃怯弱無能，坐視事態惡化擴大，而無所措手足；此其失者二。…由於准許成立‘處理委員會’之錯誤：當‘事變’之初，本係一單純之局部性事件，乃竟准許官民共同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理’暴亂事件。當時決策者之用心，或在‘緩衝’，或在表示‘公正’；但忽略此一決策，已使純治安事件轉變為嚴重之政治性事件；遂令若干別具用心者得厠身其間。其他非法組織與潛伏之共黨分子亦相繼介入，使群龍無首之社會盲目騷動，演變為‘有組織’‘有領導’之全面策動；實無異將政權拱手讓人，使暴徙膽敢接管各縣市政府，公然行使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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