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與民眾代表處委會協商解決方案，作大幅度讓步外，長官公署又企圖透過台灣士紳、‘半山’企圖和平解決，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分別請託王添灯、蔣渭川、黃朝琴、林獻堂等在台灣有影響力之士紳協助政府和平解決問題。但是由於：（一）民眾己失去理性，所有建議和平解決的台灣領袖皆被視為‘台奸’而無法發揮其原有之影響力。（二）處委會派系分歧，內鬥結果，最後鴿派蔣渭川失勢，鷹派王添灯控制處委會，提出三十二條、四十二條主張，其中包括“國軍”繳械等，事態發展至此，和平收場已不可能。長官公署所有和平解決之努力宣告失敗。
二二八事件資料解密以後，從大量“中央”及地方的檔案資料可以發現，除了澎湖以外全省暴徒攻擊各地警察、軍隊、外省人、公務員，搶奪軍警槍械，俘虜地方首長，以維持治安為名組織軍隊，篡奪地方政府，而長官公署因為先有軍隊退回軍營，不准開槍之規定，後來事態惡化以後又因兵力不足，只有被動被困營區或機關之內無法動彈。
從上述的歷史，無論從任何角度來回顧當時的情境，實在無法同意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說法，理由如下：
第一、陳儀行政團隊人才濟濟，下級官員或有素質低劣者，有貪污腐敗之行為，但比較日本人之高壓、凶殘欺凌台胞、在“被治”者的感受方面應該還不到鋌而走險去“造反”的地步。
第二、經濟問題雖然嚴重，但是光復後解除日本經濟“統制令”，與大陸貿易量大增，民生必需品充沛，台民生活必需品並不缺乏，比起大陸、日本、以及世界大多數地區，台灣還算比較好的。至少沒有到發生飢荒或缺糧的地步，當年並不產生因為經濟問題逼到百姓“造反”的地步。
第三、從長官公署及中央在事變初期的作為來看，事變初期官方確實有和平解決之誠意，而這些誠意因為忍讓過了頭，如同意民眾代表到軍法處查驗肇事者是否在押。讓暴民誤以為政府膽怯怕事，遂有得寸進尺之行為。
第四、處委會在王添灯奪權成功後己經變成一個叛亂團體，其向長官公署提出之三十二條非但要求政府軍繳械，後來又隱匿軍隊繳械這一條。將篡改後之三十二條交由美國副領事柯智超向美國及國際發表，以圖引起國際干涉，並在廣播中用“革命先烈的血不會白流的”，煽動的語言挑撥民眾情緒，擴大事端。
從大量的一手資料顯示，事實上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能是因為陳儀在初期過於妥協，希望和平解決而被誤以為陳儀膽怯，遂使某些人誤判情勢，使事件擴大、惡化、不可收拾，最終迫使中央派兵鎮壓。
（作者張亞中，孫文學校總校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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