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持續發酵 “補刀門”堪比李剛門？
1、網民持續關注 藥家鑫案已成公共事件
距離藥家鑫案開庭已經超過三周，但遲遲沒有最終宣判，藥案案情明晰，事實清楚，用法學專家賀衛方先生的話說，“無論是見諸媒體的報道和法庭上藥家鑫的言辭，都不存在爭議。藥家鑫駕車肇事後又將傷者張妙八刀殺死，手段殘忍，後果嚴重。根據現行刑法以及司法實踐的一般慣例，假如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從輕或免於刑事處罰的情形(如精神病等)，則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也是受害人的正當要求”。但為什麼這個簡單明晰的案件最終卻變成了轟動中國的一大公共事件？（廣東《競報》）
與一般刑事犯罪相比，藥家鑫案令人震驚之處，可能在於其帶給人們如下困惑：為了交通肇事何至於殺人？特別是當殺人犯還是個家境不錯的音樂學院大學生時，這個問號就變得越來越大，以致吸引了全社會的注意力。輿論不免疑惑：一個“品學兼優”的大學生緣何具有如此殘忍的犯罪動機呢？於是，圍繞一起刑事案件，人們討論的話題驟然上升到了社會層面，一瞬間，公共議題叢生。（北京《檢察日報》）
這樣的輿情演變首先有著寬厚的社會背景。從2008年開始，中國的互聯網明顯攪活了輿論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網絡的發酵下相繼成為社會“公共事件”，從上海楊佳案到哈爾濱6警察打死青年案，從許霆案到鄧玉嬌案，一件件刑事個案在網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隨著微博等新興媒介的崛起，網民表達更加便捷和暢快。在這種背景中，音樂學院的學生撞傷一名兩歲多孩子的媽媽，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難怪網民會義憤填膺，“群起而攻之”了。（北京《法制日報》）
2、挑戰法治底線 引爆官民對立集體焦慮
雖然央視對藥案的報道，特別關注了藥家鑫的家世，指出“藥家鑫的父母曾在工廠工作，母親已經退休，父親曾是廠里的一位幹部，但是前些年已經離職自謀職業”，藥家鑫肇事的那輛雪佛蘭是一輛剛買了兩個多月的新車，價值“不過十三四萬元”，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撐其結論：藥家鑫的家庭非常普通，他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廣東《新快報》）
只是有多少受眾相信這個結論呢？縱觀公共空間的傳播心理，完全走到了央視報道的反面。網絡江湖處處可見對藥家鑫父母的“人肉”，盛傳藥父乃是某領導、是名副其實的“藥剛”(“李剛”的權力衍生物)。網民為“李剛門”當事人打上的標簽是“官二代”，給那位撞人後連捅傷者八刀致其死亡的西安音樂學院大學生的定義是“軍二代”。流言此起彼伏，不脛而走，至今未見辟謠。（英國《金融時報》）
“軍二代”、“官二代”與當年杭州“70碼”事件中的“富二代”拼接成了系列，在一個貧富差距、官民對立持續惡化的社會中，缺乏安全感的人們像驚恐的小白鼠一樣，警惕著哪怕只有一絲可能的威脅。透過藥家鑫案的輿情反應，我們不難看出社會輿論對“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以及對駕車撞人的激動情緒。以杭州“飆車”案、河北“李剛門”事件為典型，公眾輿論對所謂的“官二代”、“富二代”犯罪堪稱痛惡到了極點，尤其是當他們的犯罪都與駕車有關時。也正是出於這樣的情緒，公眾一接觸到此類案件，便對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有著高度敏感性，網民們更是對藥家鑫父母的身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其說個案觸發了公眾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線，還不如說公眾情緒從個案中找到一個出口。（北京正義網）
3、擔心“農民難纏” 群體歧視比殺人更可怕
藥家鑫案，有人指斥中國教育的失敗、有人痛陳整個社會道德底線的缺失，也有人從藥家鑫的成長經歷分析其人格缺陷，除此之外，他無意間道出了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群體歧視。
按照藥家鑫本人的說法，自己之所以要置受害人於死地，理由簡單至極，那就是害怕撞傷了“農村的人，特難纏”。農村人之所以難纏，就是因為他們窮，他們素質低，他們會無休止地索要醫藥費營養費誤工費這個費那個費，會讓他不勝其煩、不堪其擾，所以幹脆就殺人滅口、一了百了。歸根結底，無非就是一個“錢”字使藥家鑫喪心病狂、拔刀相向。（廣東南方新聞網）
社會給藥家鑫和被其殺害的張某貼上不同的標簽：藥是城里人、學鋼琴的大學生，有著可以預見的、比較明確的未來；張是鄉下人、賣麻辣燙的鄉下女，捧的是有了今天難保明天的飯碗。社會已經習慣了通過財富、出身、文憑、職業等可以算計的外在特征進行群體區分，而這種區分手段恰恰忽略了同情、悲憫、仁慈等內在的人性特征，也容易造成群體偏見和群體歧視。（北京中國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