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藥家鑫案判死與否 司法對決民意
1、關注藥家鑫案 老百姓患上“司法焦慮症”
在媒體的高度關注下，藥家鑫案迎來了第三波輿情高潮：4月14日媒體報道，法院向旁聽人員徵求量刑意見引爭議，受害者代理人張顯向西安中院提出，堅決反對在此案中“問卷調查作為量刑參考”。（北京《法制日報》）
其實，判長宣布此案將“擇日宣判”後，社會的關注度依然不減，“殺還是不殺”的問題成了熱議焦點。當個案演變為公共事件，司法便難逃受輿論關注的命運。從被害人家屬到大多數網民跟帖，輿論站在了被告人的對立面，這種直接訴諸“死刑立即執行”的情緒，甚至對辯護律師進行語言攻擊的網民行動，雖然凸顯出主流民意法治文化的缺失，但也隱含著人們對司法結果的不信任。（上海《新民晚報》）
2、最終是否判死 民意成了藥家鑫擋箭牌
從3月23日開始，媒體報道和輿論焦點就集中在了藥家鑫如何領刑上，坊間對死緩還是死刑立即執行的爭論持續不斷。而法庭向旁聽人員徵求意見，顯然又犯了方向性錯誤。一方面，問卷調查的對象限於旁聽公民，並非隨機抽選，而這些對象中有來自西北政法大學、西安音樂學院等4所高校的四百餘名師生，還有當事人親屬，其立場不可能中立；另一方面，問卷調查針對的是量刑，而量刑比定罪更為專業、複雜，即便西方陪審團制度也只賦予陪審人員對“被告是否構成犯罪”進行判斷的權利，而如何量刑是專屬法官的“技術活”。正因為如此，該案第三波輿情才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法院。（北京《法制日報》）
不過，西安中院的法官們智商應該不低，他們哪會不清楚其中的利弊。因此，這樣的做法，更是由不得人聯想翩翩了：此舉是否有著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許正是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使出的妙招，事先為自己找好一個民意的幌子，做了一個擋箭牌：一旦藥案審判結果引起爭議，法院就能理由堂皇地說：“我們事先專門徵求過民意，我們的判決都是民意的結果。”呵呵，一句“尊重民意”足以讓審判者占據道德的制高點，立於不敗之地。（廣東《深圳商報》）
法院的審判如何面對民意？輿論洪流之下，這是法院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在洪道德看來，當庭發放調查問卷是法院主動找社會幹擾的表現：“如果當事雙方最後達成了和解，因而藥家鑫可以免死，但調查結果卻顯示，99%的人都贊成死刑，那法院要如何判案？”
這也揭示了法院不得不面對的網絡民意。如果看看騰訊網的調查結果，民意如何就可一目了然。截至4月5日下午5點，超過10萬人贊成應該判處藥家鑫死刑，只有5000多人認為不該判死刑。（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3、無論“民意”如何 司法必須獨立判決藥案
一起殺人案居然能夠持續觸動公眾神經這麼長時間的，並不多見。以往能夠激起公眾強烈反應的公共事件，其主角往往非富即貴，比如欺實馬，比如李剛門。要麼就是涉及到敏感領域，如唐福珍案、釣魚執法、錢雲會案。但藥家鑫並非官富二代，他的案子之所以影響這麼大，不外乎其大學生身份與殺人的動機和殘忍程度形成強烈反差，令人匪夷所思。
應該說，這樣的案子能引起公眾大討論，是好事兒。最起碼它能讓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我們的學校、家庭和社會教育在除智力教育以外的諸如道德、法制、生命價值及平等理念等方面存在多麼大的缺失，這樣的缺失對社會個體的成長與發展影響有多大。以及，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學校道德、法制教育與適應社會經濟轉型和面向未來的需要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學校、家庭、社會三方教育無法形成合力對整個社會肌體的損害已愈發嚴重，等等。（上海解放網）
這些天在網上經常看到有人呼籲為藥家鑫免除死刑，其中一些各領域專家或名人的觀點格外引人注意，他們所持的理由無非有二：一是藥家鑫性格與做法的背後成因複雜，不能將責任全歸於藥家鑫一人，藥也並非社會渣滓；二就是反對死刑，並聲稱不只針對藥家鑫。坦白說，這樣的理由不成立。誰能說說，哪個殺人犯不是被或教育或社會或家庭給毀了？其他被判死刑的殺人犯都是社會渣滓？藥家鑫到底特殊在哪兒？他哪個地方高人一等？至於以反對死刑為由為藥家鑫呼籲的，更是可笑。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在死刑制度尚未廢除的情況下，如果法律認定藥應該判死刑，那他就必須死！這和對死刑的態度沒有半毛錢關係，八竿子打不著。（湖南紅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