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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6月，中美在倫敦舉行國高層經貿磋商（美聯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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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台灣民意對中美競爭與台海戰爭的看法：基於2025年民調資料” 作者：楊喜慧（台灣），台灣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摘要】面對中美戰略對抗深化與兩岸戰爭風險升高，台灣的戰略定位成為區域安全研究關注的焦點。然而，台灣社會內部如何理解這場地緣政治角力？本研究以2025年4月調查資料為基礎，研究發現：受訪者選邊美國比例仍高於中國大陸；若兩岸開戰，約四成受訪者在廣義上願接受動員並抵抗，但對集體抵抗意志的自我認知存在模糊與矛盾；選擇“做事應該符合道德標準”的受訪者，顯著傾向認為台美關係改善、兩岸關係惡化，並較可能支持台灣靠攏美國；相對而言，認為“行事衹要遵守法律就好”者，可能更傾向以制度與穩定為主軸評估兩岸與區域關係，其選邊行為則呈現更多理性與現實考量。這一現象可從建構主義理論加以解釋——民眾對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的認知並非僅基於現實權力判斷，而是根植於其內化的道德信念與身份認同。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貿、科技、金融等場域激烈競爭，海內外學界普遍認為中美關係已從偶發衝突與外交摩擦，轉向長期性、結構性的戰略對抗格局①。這種常態化的“冷對抗”不僅改變了雙邊互動邏輯，也令兩岸情勢維持高度緊繃，更使得包括台灣在內的區域相關方在對外政策、軍事與經濟策略上面對日益複雜的多重壓力②。
這種壓力既來自於大國或強權之間的拉鋸，也來自於國際政治中小型行為體自身的認同選擇與內部政治牽動——在安全困境下進行平衡、規避、或兩面下注的行為日益頻繁③。此外，中小型行為體在“聯盟 vs 自主性”之間的戰略選擇，亦不再衹是軍事部署的考量，而逐漸融入了價值政治、民主同盟與制度認同等建構性因素④。
台灣在此格局中特別顯眼：一方面是地緣戰略與民主制度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承受中美雙方對其立場的期待與施壓。因此，研究台灣民意如何認知中美關係與台海情勢，便成為理解其國際處境與兩岸、對外政策行為的關鍵切入點⑤。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1.建構主義基本理論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國際關係理論中一股對抗傳統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批判取向。與強調物質權力或制度設計不同，建構主義主張：國際政治的核心，是國家行為者在互動中共同建構出來的規範、觀念與身份⑥。這種觀點強調“社會性現實”與“觀念力量”，認為國際體系中的“敵人”、“盟友”、“威脅”等概念，都不是既定事實，而是透過語言、象徵與歷史脈絡反覆建構而成⑦。
溫特Wendt明確指出⑧：“無政府狀態本身無必然邏輯，其意涵取決於行為者如何對待他者。”因此，國家對威脅的感知，並非僅取決於對方的軍事能力，而是與彼此之間的歷史關係、角色定位與價值一致性密切相關。
2.建構主義與民意、價值觀研究的結合
近年來，建構主義不再僅局限於國家層級分析，而逐漸延伸至探討民意、國族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影響國際態度與外交政策支持。Finnemore與 Sikkink（1998）提出的“規範生命週期理論”⑨指出，國內社會中的“規範創造者”（如媒體、教育、社運）會透過政治語言與道德訴求，逐步改變大眾對國際行為的預期，進而影響國家政策選擇。
在台灣這樣具有自主性的國際政治行為體，民眾對國際局勢的看法與定位，其實具有更強烈的主體性建構特質。是否“靠美”或“親中”，常常不衹是基於安全利益的現實考量，而是與“我們是誰？我們如何在國際定位自己”這類身份想像與價值導向密切相關⑩。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行為規範偏好”作為核心變項，探討受訪者在“法律至上vs道德優先”的態度傾向中，是否會影響其對台美、兩岸關係的評價，與其在南海與中美對抗中的選邊立場。此一偏好，正反映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價值觀如何預設對“誰是盟友、誰是威脅”的政治認知與行為模式⑪。
3.建構主義與台灣處境
在中美對抗的地緣格局中，選邊站不再衹是“實力依賴”或“經濟利益”的技術問題，而是逐漸轉化為一種政治與道德表態行為。台灣民意中傾向道德優先者，更可能認為“民主夥伴應彼此支持”，並評價台美關係為改善、兩岸關係為惡化；這類態度展現了對“價值同盟”與“身份區隔”的清楚認知，是建構主義對國際行為的典型詮釋⑫。
因此，建構主義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分析路徑：個人價值觀→身份建構→國際認知→外交態度形成。本研究將透過實證問卷資料，進一步檢驗這一機制如何在台灣民意中具體運作。
在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脈絡中，“國家行為者的利益是其身份所定義的”⑬。然而，身份並非本質存在，而是透過社會互動與規範內化過程建構而成。對於台灣這類具主權爭議、國際參與受限的地緣政治體，其國際認同的建構往往高度依賴內部社會對“我們是誰”的價值定位⑭。
當媒體、教育與社運將重大政治事件（如俄烏戰爭、香港修例風波、中美科技戰）轉譯為價值敘事框架——例如“自由民主vs威權專制”、“人權vs強權”——這些事件便不再是純粹的外部新聞，而是被內化為台灣社會的價值自我辯證戰場。部分台灣民眾透過接收這些符號訊息，逐步建立起“我們不衹是台灣人，而是站在世界良善價值一方”的認同意象。
這種現象可視為一種“價值國族主義”（value-based nationalism），即國家認同不再僅來自於主權認知與歷史記憶，而是來自與“普世價值”之連結⑮。台灣作為亞洲少數擁有穩定民主制度的社會，在國際社會被邊緣化的背景下，更容易透過“價值同盟”的身份策略取得外部支持與內部凝聚。因此，部分台灣民眾不僅以台灣人的身分觀看國際局勢，而且以“民主共同體成員”的身分對事件作出道德評價與政策期待。這一心理結構直接影響其對外交政策的支持方向，例如偏好挺烏克蘭、聲援香港、或支持台美合作與反對中國大陸威脅等立場。
這樣的身份內化過程反映出建構主義對外交政策支持的深層解釋力：國際政治事件透過價值框架進入國內場域，並在公民層次形成具道德強度的“行為期待”。這些期待不僅制約政府政策的表達形式，也可能主導政策選邊與安全聯盟的方向。
在問卷資料中，傾向“道德優先”的受訪者，即更可能將國際政治視為一場“價值對抗”而非“權力博弈”，進而顯著支持美國等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持負面觀感，這些都與此理論模型契合。
4.操作性定義
“自由”與“民主”本質上是並列價值概念，在哲學或政治理論上沒有普遍公認的高低或先後順序，因此在統計意義上屬於名目變項（nominal variable）。但是，如果有明確理論架構或問卷設計語境支撐時，則可以在某些脈絡中賦予其序列意義，進而合理轉換為序列變項（ordinal variable）。
在建構主義視角下，這些解釋變項其實反映的是受訪者對“行為規範正當性”的偏好排序：（見表1）
［表1］
三、實證研究與民調變數操作化
雨晴民調於2025年4月23日至25日進行“台灣社會韌性”全台性調查，調查期間共計3天。本次調查採用市話調查與網絡問卷雙軌并行，樣本經隨機抽樣並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性別、年齡、地區）進行比例分層與加權推估，使得樣本能代表整體台灣成年人口分布。
本次有效樣本共計1,068份，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最大為±3.0個百分點。為確保資料品質，所有訪問均經由專業調查人員執行，並透過後設加權（RIM）方式校正樣本微幅偏差。
調查主題聚焦於“台灣社會韌性”之民眾感受與態度，包括面對災變、疫情、政經衝擊等重大事件的心理承受力、社會支持網絡、以及對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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