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安東尼奧尼不願拍“人人都知道的”東西所致。所以，他說，“憑良心，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不承認污蔑中國和歪曲中國現實的指責。”
安東尼奧尼後來不無得意地說，“‘為了不引人注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禁止拍攝的地方，就‘假裝停拍’，暗中繼續拍攝；而雙方商定拍攝的、他們又不感興趣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
中國人民生氣的原因正是在於他不聽話，不拍或少拍我們要他拍的，而大拍而特拍了我們不想讓他拍的。於是，他就是反華，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
木偶戲、布棄棄、球網、佛像、黑貓
有什麽樣的“惡毒用心”，就有什麽樣的“卑劣手法”，安東尼奧尼不光在內容上不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而且在表現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現實主義”“雕蟲小技”。
比如，“影片在拍攝南京長江大橋時，故意從一些很壞的角度把這座雄偉的現代化橋梁拍得歪歪斜斜，搖搖晃晃，還插入一個在橋下晾褲子的鏡頭加以醜化。”
再看一個被指責的“卑劣的電影手法”。
“黨的一大會址門口，門前空無一人；鏡頭從會址門外的街上，搖至會址邊門的胡同，門無人自開，給人以恐怖的感覺；鏡頭再搖搖晃晃地推至陰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門又無人自開，出現一個陰森、暗黑色的樓梯；鏡頭從黑漆漆的門縫里推進門去，只能看見會議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壺，室內十分冷清。這一組鏡頭，光綫暗淡，色調灰冷，氣氛陰森，節奏緩慢，給人一種陰沉、恐怖、凄凉的感覺。”(劉香芝:《卑鄙的手法，無耻的謊言》，第 105~106頁)
閱讀這本批判集，過度詮釋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運用的已然非常純熟，其原因正在於我們在一直高度警惕著安東尼奧尼的鏡頭、解說詞，看他是否有攻擊，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隱喻。
比如，木偶的出現成為中國孩子和中國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兒園孩子們的生活場面，接上木偶泥棄棄的特寫鏡頭”，北京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學生 “紅小兵”黃帥、馮培在代表中國少年兒童寫的批判文章中說:“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兒園的時候，用布棄棄來諷刺我們的兒童任人擺布；拍照學生體育鍛煉的時候，用球網來影射我們的少年沒有自由。真是壞透了。”(黃帥，馮培:《我們紅小兵的憤怒》，第89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