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尼還多次“無耻地要求”我們造一個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時，他“竟要我們制造社員打架的場面給他拍攝”。(第52頁)在林縣城關公社大菜園大隊要“做一個打架的場面”，甚至誘說，“先攝一個打架的場面，然後再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鏡頭，意思是用毛澤東思想解決思想問題。”(第178頁，第 164頁)在蘇州，他“甚至要別人制造調解糾紛的場面，供他拍攝。”(第155頁)
這里同樣要多打個問號，我們會不會因為要拍電影而讓要跳舞的女學生把褲子換成了裙子？我們是否新刷了墻壁，新刷了標語？為什麽安東尼奧尼非要打架鏡頭，而且不忌諱是擺拍？
從安東尼奧尼的“卑鄙手段”來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認為并力圖捕捉的“真實”。有一例可為證，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時，特地跑到一家銀行儲蓄所二樓的辦公室，撕破窗簾藏起攝影機，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們不解地問，“這是什麽‘真實’？”(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實主義”是什麽貨色》，第190頁)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說的，“在中國，一個影像只要對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實的。”
難怪自稱是“新現實主義”的安東尼奧尼在離開中國之前說，“意大利反映現實的方式與中國不同，如果按著中國方式反映現實，我拍的電影就成了中國的宣傳品了。”(祝誠:《安東尼奧尼的“新現實主義”是什麽貨色》，第192頁) （來源：南風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