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安氏眼里，林縣是破敗不堪，死氣沉沉的，而在林縣任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立方等人的眼里，林縣卻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我們林縣任村公社任村大隊，位於太行山下，紅旗渠畔，四面群山環抱，村中幢幢新房，一色青瓦白墻。田野鐵牛隆隆，村里馬達轟鳴，街中汽車往來不斷，是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山村。”(張立方等:《一切反華陰謀定要失敗》，第173頁)
在工農兵照相館、新大北照相館天安門照相組的眼里，天安門的形象和氣氛也不同於安氏電影里的天安門廣場，“我們照相組的同志幾乎天天為這些工農兵群衆拍照，每年至少要拍200多萬人次，我們在天安門廣場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不是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所拍的樣子。”(《我國各族人民無比熱愛天安門》，第66頁)
我是反映真實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講真實，因為“真實”永遠只是唯一，真實是辯駁的利器，我們要占領這真實的“山頭”，以此來取得批駁安氏的勝利，再看看人民所揭發的安氏在拍電影時的“造假”底細。
安東尼奧尼在上海煉油廠曾“做賊心虛”地說，“我們是反映真實的……”好，安東尼奧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實呢？“工人評論組”這樣揭露道，“他還要工人脫下新的黃色手套，換上破的舊的手套操作，否則就是不真實的。”可見，“他拍‘真實’是假，編造謊言是真。”(上海煉油廠工人評論組:《謊言掩蓋不了鐵的事實》，第132頁)
類似的例子還有。在南京五老村拍攝的先一天，安東尼奧尼“裝著很高興的樣子”先行“偵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卻采取突然襲擊的卑鄙手段，徑直闖進衛生站，妄想獵取他所用的鏡頭。當安東尼奧尼在那里呆了三個多小時，沒能撈到他所需要的鏡頭時，他那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嘴臉立即暴露出來，惡狠狠地說:‘你們是假的，事先准備好的，難道你們只有兩個病人嗎？’”(衛民:《可恥的反華行徑》，第149~150頁)
從“突然襲擊”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時刻都在警惕我們的造假和“事先准備”，雖然不能判斷我們是否真的造了假。
還有事例，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中學里，安氏硬要跳舞的女同學把裙子換成褲子，并說:“你們中國人是不穿裙子的，我們意大利人才穿裙子，拍電影，就得換褲子”。“當天，安東尼奧尼還到南皋生產隊拍攝社員的家庭，他一到那里，就故意污蔑說:‘你們作了准備，墻壁是新刷的，標語(指‘農業學大寨’的標語)也是原來沒有的，昨天來這里不是這樣。’陪同的公社負責人揭露他:‘你有什麽根據？弄虛作假是資產階級的事。你昨天來就預拍了這里的鏡頭，可以拿出來對照嘛！’這個反華分子無話以對，只好忿忿地夾著他的攝像機溜走了。”(馮德等:《反映新中國是假，惡意歪曲是真》，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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