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末至10月初，赫魯曉夫訪華，10月2日與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長達7小時的會談。在這次會晤中，赫魯曉夫回憶了1957年1月周恩來對他所做的關於蘇聯在領土問題上處理不公的批評，一吐耿耿於懷的不快，借機批評中國解決中印邊境衝突的方針，以作為對當年挨訓的因應。其結果卻招來中國方面更為嚴厲的回擊，赫魯曉夫被指責為是機會主義。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黨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此次大傷感情的爭吵之後，儘管雙方確定的方針都仍然是以維護兩黨團結和友好關係為目標，但前提卻是要對方承認錯誤，這實際上就奏響了以後中蘇之間大論戰的序曲。轉入1960年代後，中蘇邊境衝突肇始，擱置了幾十年的邊界問題被正式公開提出，歷史的傷疤複又揭開，中蘇兩黨兩國走上了一條惡化關係的不歸路。
中蘇同盟在短短幾年裡就從蜜月走向破裂的歷史告訴人們，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有一種內在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治範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於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把黨的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這種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和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規範下的結構形式，在本質上是排斥各黨獨立地位的，並體現出各國（各地）共產黨都要服從於一個指揮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麼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和獨立主權。於是，一方面，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利益和主權的完整性很難得到保證；另一方面，隨著各黨、各國作用和影響的變化，新盟主便會脫穎而出，原有領導者的地位則必然遇到挑戰。這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係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的症結所在，也是中蘇同盟最終解體的深層原因。此外，應該說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特別是前者非理性思考的特性，也對中蘇關係的分裂產生了重要影響。
1960-1969年中蘇關係演變的大致脈絡是，兩黨關係由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到關係破裂，兩國關係由逐漸惡化走向敵對。中蘇關係的內核已發生變化，兩國關係中注入了更多的國家利益衝突的因素，原來以意識形態為主的鬥爭開始逐步向以國家利益為主的鬥爭轉化，並且加入了新的軍事衝突的因素。隨著中蘇邊界衝突的逐步升級，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兩國關係緊張，一度瀕臨戰爭邊緣。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到1970 年初中美關係解凍，中國開始聯美抗蘇，中蘇同盟徹底破裂，兩國關係最終由敵對轉入對抗。
對於60年代中蘇關係變化的前景，中情局1960年的報告做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雖然報告指出:“雙方分裂的因素依然存在並可能發展”，“在未來5年裡，共產黨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分量很可能增加，這會削弱莫斯科通過北京對蘇軍事、經濟的依賴性而施加的影響”。“與前 10年兩國處於同盟期相比，北京將更傾向於追求自己的利益並質疑蘇聯的領導”。“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可能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結構的重組。”但總的認識是，“我們認為，至少在此報告所涉及的時期內，中蘇關係中的凝聚力量要強於分裂力量”。“在這一時期中，兩國關係中最強大的凝聚力莫過於雙方都認識到，對雙方同盟關係的任何重大損害都會對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共產主義事業造成重大損失”。“雙方都會繼續從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互利中尋找到凝聚力量。對中國來說情況尤其如此，因為中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依然依賴於蘇聯，他們可能感到，在維持與蘇聯的同盟問題上別無選擇。”
這種判斷現在看來是錯誤的。出現此種偏差的原因，應在於不同體制國家文化背景上的較大差異和缺乏對共產黨國家決策程序的必要了解，使報告作者主要根據理性分析，從西方同盟國成熟的於內部調節各方關係的經驗出發，認為中蘇兩國是盟友，需要對付共同的敵人美國，戰略利益完全一致；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對蘇聯也有很大的依賴性；特別是兩國擁有統一的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目標，所以雙方關係中的凝聚力量要強於分裂力量。由此忽略了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個性中非理性思考的傾向，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內在的結構性弊病對同盟關係的破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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