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中蘇兩黨是誰率先將分歧公之於衆的？在這方面，報告的作者注意到了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時的情形。關於這個問題，過去中蘇雙方一直互相指責，或者說蘇聯在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中發表保持中立的塔斯社聲明，實際偏袒印度一方，是公開表明了中蘇兩黨的分歧；或者說上述1960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康生的講話，是將蘇中分歧向西方世界公開了。這兩種指責，事實上都根據不足。而對於世工聯北京會議上中蘇雙方的鬥爭，以往外界卻沒有給以足够的關注，特別是中國方面一直回避向國人介紹中國代表團在會上的積極活動，諸如直接與各國代表接觸，宣傳中共的觀點；在有非共產黨人和無黨派工會人士參加的會上批評蘇共的觀點；發動群衆簽名，聯合提出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鬥爭、支援非洲人民解放鬥爭、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一度使世界工聯書記處面臨失控的局面等等。因此可以說，第一次正式對外界說明中蘇兩黨在一些重大理論和方針問題上存在分歧，還應該算是中國黨在這次會議上的做法。中情局的報告提到此情，即是一個證明。
中國代表團這種行動的結果是，半個月後，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組織了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即如蘇斯洛夫所說: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召開，是由於有北京的世界工聯理事會。這樣，中蘇雙方在世界工聯第十一次理事會會議上的鬥爭轉移到羅馬尼亞的首都，繼續更為激烈地展開了。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二、關於1960年代中後期中蘇關係惡化的估計
中蘇兩黨分歧、鬥爭發展到1964年，兩黨、兩國關係的破裂實際已成定局。這使得1964年成為毛澤東思考調整中國對外防禦戰略、改變國內經濟政治方針的一個關鍵年份，或可說是一個轉折點。歷史發展到這時，有兩條線索交錯發展著，它們影響了毛澤東對國際國內事務的觀察，為他的憂患意識注入了新的變化。在對外患與內憂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澤東做出了改變中國命運的重大決擇。即一，對國家軍事防禦戰略的調整，由單一對美轉變為雙向的對美對蘇；二，對內醞釀發動一場政治大革命。
蘇聯在1963年7月與蒙古簽訂“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之後，逐漸增強對蒙古的軍事援助，蘇軍也於是年重新進駐蒙古布防。中蘇邊界摩擦事件增多。蘇聯開始在蘇中、蒙中邊境地區增兵。中蘇邊境局勢的發展變化，導致毛澤東開始考慮中蘇關係惡化的結果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產生什麼影響？蘇聯是否已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構成了威脅？中國的軍事戰略防禦方向是繼續單向的對美，還是需要轉為雙向的既對美也對蘇？
196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就談到: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後，“還有打仗”這一條。到 5-6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將國民經濟三五計劃的主要目標由解決“吃穿用”問題扭轉為以戰備為中心，確定搞三線建設的方針，同時還提出，從赫魯曉夫大反華的趨勢看，我們要考慮到萬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這表明，此時毛澤東已十分擔心蘇聯對中國的戰爭威脅問題了。周恩來則在解釋“三線”地區的劃分時指出:“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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