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1969年中蘇爆發戰爭的分析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6個小時內出兵占領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可以說它直接促成了毛澤東下決心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8月23日，周恩來在羅馬尼亞駐華使館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公開給蘇聯戴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這即為毛澤東的外交戰略調整提供了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衝突也逐漸升級，次數、範圍、形式和規模都發生了變化。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 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中蘇東段邊界黑龍江上的吳八老島、烏蘇裡江上的七裡沁島和珍寶島的衝突最為激烈，成為邊境衝突的焦點。 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些地區的衝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鬥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7年秋，中國軍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吳八老島的蘇軍趕了出去。翌年1月，蘇軍動用裝甲車在七裡沁島上衝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蘇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1969年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用衝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進行威脅的嚴重事件。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了。
面對這種形勢，中國在解決邊界衝突的決策上可以有幾種選擇:一是準備用武力打擊阻撓中國邊防軍上島的蘇軍，並不惜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乃至熱戰。一是維持棍棒武鬥的形式，避免交火。一是採取克制態度，維持現狀，中國部隊不進入有爭議島嶼，只與蘇方進行外交政治鬥爭，爭取不使邊境衝突升級，不與蘇聯進行武力對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已在全國渲染起了強烈的反修氛圍，各級機構、各階層都有反蘇激情，而在造反行動的衝擊下，中共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遭到破壞，對內政策和對外戰略決策都由毛澤東一人決斷，於是採取第一種方案，以武力反擊蘇聯成為必然，問題只在於時機和地點的選擇。珍寶島反擊戰方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發生後，毛澤東開始考慮用這件事情做文章。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由林彪在經同毛澤東討論確定的政治報告中宣稱:毛主席指出:“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中國同美帝、蘇修劃清了界限。號召:所有受到美帝、蘇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強調: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要做好充分準備，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此將中蘇珍寶島衝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國徹底明白中蘇關係已進入戰爭的邊緣，又向他發出信息:蘇聯和美國對中國構成了同等威脅，而事實上蘇聯已被視為更主要的敵人；中國不會主動在印支戰場上挑起對美國的戰爭。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
蘇聯則一方面加強對中國實施核威脅，一方面對中國實施報複，蘇軍8月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襲擊了中國邊防巡邏隊。面對這種局面，中國做出了兩種反應:一是毛澤東估計中蘇之間有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中國的戰備工作開始進一步超出常備規模，從政治、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臨戰階段。二是希望降低邊界一線軍事緊張形勢的危險程度，對蘇聯這時提出的兩國總理舉行會晤的建議做出回應。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進行會談。10月，中蘇第二次邊界談判開始。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改對美蘇兩面作戰為聯合美國集中力量對抗蘇聯，做出了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重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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