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報告對中蘇關係所做的總結分析還是注意到了中蘇處理國家關係標准的內在矛盾問題，認為“中蘇關係的本質是不可能用簡單的術語來描述的。沒有任何一個術語能够概括兩個共產黨國家彼此之間的行為和他們給世界其他國家的總體印象。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兩國沒有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一個堅固統一的陣營、一個沒有國界和國家利益、完全實行列寧主義原則的共產主義同盟。另一個相反的極端例子是，他們又不像典型的19世紀的大國那樣，嚴格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問題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相反，他們之間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又包括了這兩者中的因素。兩國關係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淡了民族主義，而國家利益又衝淡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評估基本符合實際，只是這裡還是有一個時間的界限，一般來說，在50年代，尤其是1950-1957年，中蘇兩國呈現給世人的是親密無間的兄弟關係，兩國的國界是共同的，蘇聯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保衛中國邊界的責任。即便到1958和1959年中蘇兩黨分歧加深、矛盾衝突不斷，毛澤東也還是強調中蘇之間的分歧是九個指頭與一個、甚至半個指頭的區別。儘管這種表態，事實上已經是言不由衷了。
另外，關於中蘇分歧的公開化，報告點明:1960年4月，北京指責蘇聯在十國裁軍委員會會議上推行的緩和政策，使分歧公開尖銳化。雖然北京對赫魯曉夫在會上受挫感到高興，但中國共產黨繼續批評蘇聯奉行的政策，在世界工聯這類組織中游說自己的主張。這一分析反映了兩個問題:
其一，中蘇分歧公開尖銳化的動因在哪裡？應該說在這點上，報告的作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這就是中國方面在1960年 2月華沙條約政治協商委員會高級會議上向蘇聯提出挑戰的情況。這次會議2月4日在莫斯科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共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劉曉，中共中央委員伍修權，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康生在會上發言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來就認為，“修正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當前的主要危險，必須同修正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的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並特別重申:“我們希望有關各國就普遍裁軍問題達成協議。中國政府從來毫不猶豫地承擔它所同意承擔的一切國際義務。但是，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美帝國主義，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對我國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聲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蘇聯，不要在裁軍問題和其他問題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
如果說康生1959年4月在華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發言中宣布這一立場，還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表態，那麼他這次會議的講稿不僅是在國內起草並經中央審定的，而且引人注意的是，《人民日報》於1960年2月6日以《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上康生同志談目前國際形勢》為標題全文發表了這篇講話。這種舉措招致蘇聯方面的嚴重不滿，認為中國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會議上討論的東西公布出去了，實際上也是將中蘇分歧向西方世界公開了。由此引發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在會上代表蘇共中央宣讀了一項口頭聲明，全面批評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指責中國反擊印度是“極端民族主義 ”的反映。赫魯曉夫還在會議閉幕時的宴會上影射攻擊毛澤東，說如果一個老頭子不明智，等於是一雙破套鞋，實際上擺在那個角落裡當廢品，沒有用處。
這種狀況促使中國加快宣傳自己的觀點，於是4月份，在紀念列寧90周年誕辰之際，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發表了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陸定一:《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1960年4月22日在列寧誕生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不指明地批駁了赫魯曉夫的一系列觀點。中蘇分歧公開尖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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