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希望盡早結束戰爭進行經濟建設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盡快締結停戰協定。”
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於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
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借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盡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於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唯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
但這裡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
當日黃昏，彭、金、樸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樸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樸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美軍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後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
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於僥幸，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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